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
 
余傑
 
2000-9-19
 
【人民報訊】我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匿名信。

  匿名信的作者希望我加入一場子虛烏有的「連鎖活動」。信的內容千篇一律,無非是說,你必須按照信中提供的地址,向若干人寄去內容相同的信件和數額不等的金錢。只要你照辦了,你將獲得巨大的、呈幾何數量增長的財富。假如你不照辦,極其恐怖的災禍將立刻降臨到你的頭上,讓你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信件的行文方式可以說是「柔中帶剛」的,既充滿著熱切的誘惑又是赤裸裸的威脅,既像「好意」的勸說有像居高臨下地下命令。它針對人類的兩大心理弱點準確地出擊:一是貪婪,二是恐懼。它像是撒旦的那張醜惡的面孔,帶著嘲弄的神情雙目炯炯地注視著每個收信的人。

  我處理這種匿名信的方式通常是:毫不猶豫地把它們扔到垃圾箱裡。在內心深處,我把它們看成是不值一提的垃圾。信中常常充滿這樣的可怕的預言:某某人因為不聽從信中的命令而遇到車禍喪生,某某人生了重病,某某人的家屬也禍不單行等等。還有更為曲折的故事:某人剛開始不相信指令,遭到強盜的洗劫,很快「覺悟」過來,遵照信中的話乖乖地做了以後,立即飛來橫財,不僅彌補了損失,而且還大有收獲。我看也不看完就將它們扔掉。我將這些匿名信扔掉已經很久了,我至今仍然健健康康地活著。我的存在讓這些信誓旦旦的「預言」落空了。

  儘管我有充足的勇氣面對以上那些醜惡的預言,但是我卻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行徑的邪惡與卑劣。我厭惡它們,卻從來沒有思索它們背後的意義。直到有一天,我讀到克里瑪的一篇文章的時候,我才意識到這類信件的可怕。它們並非簡單的惡作劇——它們是在對人性中善的一面進行肆無忌憚的挑戰,它們是在對人性中惡的一面進行厚顏無恥的撩撥。

  捷克作家克里瑪在一篇題為《幸福的處方》的短文中談到,他也經常收到類似的信件,信件的開頭自報的名稱是「中國運氣」。看來,在西方人的眼裡,中國依然是一個被占星術和預言所統治的、神秘不可知的國度。因此,僅僅出現「運氣」這個詞語,就讓西方人聯想到「中國」。讀到這裏,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心裡並不好受。而克里瑪面對著一封有129個簽名的「連環信」,陷入了沉思之中。

  克里瑪認為,這樣的信件表明,「實際上我們周圍仍然存在著大量迷信的人們。而那些參加這個連鎖信件遊戲的人,也許並沒有意識到它並不像最初一瞥看上去的那樣簡單無害。」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愚蠢的、不值得討論的活動。那個原件的創造者,毫無疑問是個「極端邪惡」的人。他需要的不僅僅是詐騙金錢,而且是征服他人的心靈。這種邪惡是明目張膽的,無需識別和無需分辨的。但是,有那麼多人在這一弱智的邪惡面前低下了頭顱,戰栗著按照信中的指示行事,並且以自身的行為給後一個加入者增加著一分心理上恐懼的砝碼。克里瑪憤怒地譴責這類信件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氣焰」。這種囂張的氣焰蔑視人類起碼的良知和責任感,而宣揚明哲保身、對邪惡屈從和下跪。如果屈從於匿名信的要求,那麼一扇邪惡的門就開啟了,「我真的要相信這種東西嗎?如果我這樣做,那麼我可以相信任何東西。」克里瑪說:「這封信發出了一個警告:我們失去了和基本的人類尊嚴、基本的道德準則之間的聯繫。至少,它意味著這樣的人們已不能正當地評價要求他們簽署的這封信的意義,這也意味著他們已不能正當評價自己行為的意義和責任。」

  克里瑪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對那129個簽名者的厭惡之情,把他們看作是不可饒恕的罪犯、把他們的行為看作是不可饒恕的犯罪。然而,一般人卻很容易寬恕這些簽名者——他們僅僅是因為膽小啊,他們都是一群平庸的可憐人啊,他們也不是有意要去害人啊。不要太苛求他們,原諒他們吧。「他們」就生活在我們當中,「他們」其實也就是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啊。然而,克里瑪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深刻地揭示出事情的本質:這些人自願地加入匿名信作者的行列,去散播一種威脅性的信息,「他們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更壞和更危險的事:他們贊成這種醜陋的信仰,認為你只要出於良好的願望,便可以在上面簽字(儘管僅僅是簽名而已)並且把任何東西寄給任何要他相信的人,而省卻了核實這種要求的麻煩。」

  這是一種典型的對邪惡的軟弱和順從,它必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後果將是自己以及自己的親人鄰居最終遭到滅頂之災。它在毀滅自己的同時,也將幫助毀滅任何不妥協的信念和堅持不妥協信念的人。

  人類面對邪惡的時候有兩種方式而且也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屈從,一種是毫不妥協。因為人與邪惡一般都是狹路相逢,在屈從和毫不妥協兩者之間別無其它的選擇。即使是沉默,也是有性質和有傾向的,有的沉默是屈從的沉默,有的沉默則是毫不妥協的沉默。沒有真正中性的沉默。因此,有的沉默會導致與邪惡之間的戰爭,有的沉默則會得到邪惡的賞識和讚許。

  屈從與毫不妥協位於人類靈魂的兩端。屈從可能帶來暫時的生存,但結果往往是可恥的:在一段漫長的時間裡,在充當了邪惡的幫兇的角色之後,在邪惡的壓榨與侮辱之下毫無尊嚴地死去,並遭受後人永久的蔑視和唾罵。相反,毫不妥協有可能導致自身的肉體立即被邪惡所消滅,但是這一舉動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意志,將像天上的星辰一樣,讓在黑暗裡生長髮育的邪噁心驚膽戰,讓無數後人在深夜裡仰望。

  在一封具有威脅含義的信件面前低頭,必然會在納粹德國的蓋世太寶、蘇聯的克格勃以及文革的惡魔面前低頭。充當一封卑劣信件的創始者的幫兇,必然會充當另一些更加龐大、更加兇惡、更加殘暴的勢力的幫兇。在邪惡的面前,沒有中間的狀態。我們都別無選擇。我很尊敬的一位女作家筱敏,在讀了克里瑪的文章之後,這樣寫道:「這種卑劣的遊戲在我們這個國度散播了不知多少年代,諸如此類的威脅和恐嚇更多得很,卻並沒有什麼人憤而抗議。我們頂多潔身自好,或者像我這樣躲閃開來,祈求厄運別沾上自己;也有些人屈從,把那威脅轉嫁於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脫,而以為這行為算不得作惡。結果,那子虛烏有的威脅,便通過我們的卑瑣懦弱而變得強大。與此同時,我們還親手培植了一個醜陋的信仰,讓一種陰溝裡的氣味充斥我們生存的空間。」

  這段文字讓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了很久很久。我每天都聞到自己身邊的那種「陰溝裡的氣味」——即使在中國學術的聖地北大的校園裡,在神聖的未名湖邊,這種氣味也揮之不去。它深入到我們的衣服中、皮膚上和毛孔裡,它內化成我們嗅覺的一部分。

  我開始詢問:邪惡究竟是什麼?有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告訴我說,邪惡是一頭怪獸。是的,邪惡是一頭怪獸,但它並非一出世便強大無比、不可戰勝。剛剛露面的時候,它還很幼稚,很衰弱。但是,當它的對立面顯示出懦弱和膽怯的時候,它便開始張牙舞爪起來。對立面的懦弱和膽怯是它成長的催化劑。怪獸飲著殉難者的鮮血一日千里地成長著,在祭臺上心滿意得地俯視著芸芸眾生。而芸芸眾生面面相覷,思前思後,最後還是束手就擒了。他們在它的腳下戰栗著、膜拜著。他們腿腳發軟,不知不覺就跪下了。一個人跪下,成千上萬的人就跪下了。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們所有人都站起來,他們絕對能夠戰勝這頭怪獸,他們絕對能夠爭取到自己的自由,他們絕對能夠捍衛自己的尊嚴。但是,他們被恐懼淹沒了,他們被僥幸迷惑了,他們規規矩矩地等待著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悲慘命運。他們在等待的同時也參與到犧牲者的狂歡之中。當輪到他們自己被邪惡吃掉的時候,他們早已經吃下了不少同類。

  沒有無辜者。沒有純潔的羔羊。

  當我面對幸存者們的回憶錄時,我感到極度的失望。有人說我太不寬容,有人說我應當以「設身處地」的態度原諒幸存者們。

  可是,我不能。

  最近我讀到週一良老先生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當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不舒服的感覺時時湧上心頭。首先,題目就讓人疑惑:何謂「畢竟是書生」?難道用自己是「書生」的身份,就能夠換來對自身罪惡的心安理得嗎?這位曾經被邪惡所吞沒,並且忠實地(而不是心懷二意地)、主動地(而不是半推半就地)為邪惡服務的「書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筆調依然是那樣輕鬆愉快,就好像老爺爺給小孫子講發生在遙遠的國度裡的故事。而研究宋明理學的陳來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強調,《畢竟是書生》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我們要對往事和長者要寬容,不要老去揭那些已經長好的傷疤。陳來教授自然是「大肚能容天下事」,但我覺得還是有些東西是不能被「容」的,例如邪惡。

  關於文革後期掀起的儒法斗爭,週一良教授當時相當積極地參與進去,為邪惡勢力衝鋒陷陣,打打殺殺。他並不是不知道自己所作所為的性質,以他的智慧,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為之服務的是世界上最最邪惡的勢力。他不是受騙,他的心裡明白得像鏡子一樣。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週一良教授寫下了《諸葛亮與法家路線》等文章。在《畢竟是書生》一書中,他不自覺地表露出自己在那個時候的心態:「幾十年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了用場,不免欣然自得。」他的「欣然自得」是真實的,但是20多年以後,我依然看不到他對自己「欣然自得」地與邪惡共舞的經歷所作的任何反省。在「四人幫」倒臺,「梁效」成員被審查期間,他還「處之泰然」,自信「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服務於革命路線」難道不是虧心事嗎?週一良教授很會替自己開脫,他在書中輕描淡寫地表示:「其實幾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裝點門面以為號召作用,同時供顧問咨詢。」正因為沒有直接參與整人、打人,自然良心上就不用承受絲毫的壓力了。周老先生的邏輯還是很清楚的——我沒有直接地傷害過哪一個人,所以我心安理得。他以「畢竟是書生」五個字刻了一個圖章,洋洋得意地說:「這些年來,我閱世漸深,也漸明底蘊,思想覺悟有所提高,因而用這五個字刻了一方圖章。現用這五個字來概括自傳中『文化大革命』一節。實際上,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

  讀到這裏,那種「陰溝的氣味」越來越濃烈。我恨不得掩起自己的鼻子來。此公倒很會給自己找臺階下,很會自己原諒自己。他所謂的「閱世漸深」,也就是對邪惡安之若素,也就是面對邪惡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兩隻眼全部閉上。於是,他終於被邪惡所寬宥,甚至獲得邪惡所頒發的勛章。周老先生振振有辭地說,自己不過是做了一點「裝點門面」的事情,而且對他人給予的「無恥之尤」的命名不以為然,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憤怒。對照克里瑪的觀點,那些在信件上簽名的人,不也僅僅是在「裝點門面」嗎?

  在我看來,「裝點門面」其實是一種「無用之用」,是一種「大用」。它本身所具有的邪惡的程度和它對邪惡的幫忙幫兇幫閑作用,比起那些直接參與迫害人、殺人、打人、罵人的人來,雖無過之但並無不及之處。「老教授」們的意義在於,為「門面」的輝煌提供的「文化」的合法性,也就是說,給狼披上了羊皮。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吃人」的行動,但是他們對狼進行了精心的裝扮,讓狼在實施「吃人」行動的時候更加具有迷惑性,更加迅捷和兇猛,也就更加具備了一種合理性。所以,老教授們當年的作為是絕對不能原諒的。我們不原諒在《血色黃昏》中殘暴地打過人的老鬼,也不原諒參與「梁效」等寫作組的教授們。即使週一良先生自己原諒了自己,我們也堅決不原諒他。我們今天原諒了他的惡行,明天也就有可能原諒其他人的惡行,原諒我們自己的惡行,原諒一切的惡行。對惡行的原諒,也就是對善良的犯罪。原諒惡行,就是增加惡行的力量,就是消除善良的力量。惡行,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我們不原諒、不寬容週一良先生,其實是不原諒、不寬容我們自己。譴責他人,首先要做到將心比心、推人及己。我們誰也不敢肯定自己在那個黑暗時代能夠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時時刻刻拷問自我的靈魂。否則,對前輩和他人的譴責和批判,很容易變成「站著說話不腰疼」,變成一個偽善的道德至上主義者。沒有自省的譴責和批判,一不留神就蛻變為新的獨裁、專制和邪惡。這同樣是我深深警惕的。

  文革的血腥氣,彌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良知的毀滅,是從一封小小的信件開始的。

  克里瑪深刻地洞見了這一點。那封信,其實就是極權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一種象徵。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瓦·巴京卡在《擺脫克格勃》一書中,細緻地分析了這個邪惡的組織如何在蘇聯社會中發揮著與以上那類信件相似的、當然的要巨大千萬倍的作用。他指出,克格勃不僅是一部鎮壓機器,更重要的是,它對蘇聯社會來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威脅。絕大多數蘇聯公民被迫接受當時的現實,順從生活的主流,過日子,照他們所理解的那樣誠心誠意做自己的事情。極權制度的規則就是這樣嚴酷無情:要麼你照領袖、黨和「人民」指示的那樣,「像大家一樣」生活,要麼你就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敵人」,應該進入不存在的狀態。人們學會了適應這種生活,形成了一些自衛的機制,其中也包括免受自己良心傷害的機制。因為良心也是可以殺人的。認同邪惡以後,正常就被定義為不正常,不正常就被定義為正常。正如巴京卡所說:「學會了適應這個制度而且是由這個制度教育出來的人民,他們的心理已經被扭曲了,變得極不正常了。」

  面對這樣的社會狀況,巴京卡反問道:「現在有誰敢譴責他們呢?而且為什麼要譴責他們呢?就連那些無辜犧牲的人也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自己要活著,也只能是這樣生活。」也許,這是一條逃遁之路。生存總是第一位的。但是,巴京卡又提出更深層次的反問:「『不要責備別人,自己也不會受責備』嗎?或者把這句話反過來說。責人之前應先責己。」應該負責任的是每個人,而不僅僅是斯大林、不僅僅是貝利亞。不僅僅是克格勃分子。應該負責任的是每一個生產謊言的人和接受謊言的人。他指出:「只有當每個人都試圖首先弄清自己的責任的時候,我們才能擺脫那個『制度』,擺脫過去,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所謂「弄清責任」,當然也包括弄清在克里瑪所說的那種信件上簽過名的責任。

  巴京卡身在邪惡之中,反戈一擊,自然能夠擊到邪惡的痛處。他寫道:「由契卡主義產生的主要罪惡是謊言和暴力的思想體系。」而人民是如何面對這一思想體系的呢?既然人人都知道謊言和暴力是罪惡的,那麼他們為什麼容許謊言和暴力肆虐如此之久?自由的喪失是因為喪失自由的人在內心深處對自由沒有堅定的信念,允許邪惡戕害自己生活是因為自己的身上也存在著邪惡的因子。那種能夠被一封威脅的信件所摧毀的信念,就像是堆砌在沙灘上的房子,美麗而虛弱。堅強只能從我們的內心裡生長出來,而不可能依靠外界的力量來加強。依賴於外在力量的堅強,一旦到了關鍵時刻便分崩離析。一開始,我們出於某一方面的天性,也許不會為邪惡叫好。當邪惡剛剛侵入我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們還會感覺到不舒服,會有本能的排斥。但是,同樣是出於我們另一部分的天性,我們會逐漸適應邪惡,並且像依賴麻醉劑一樣依賴邪惡。最後,邪惡就成了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同水和空氣一樣的必須品。甚至沒有了邪惡我們就沒法生活。

  蘇聯社會的致命之處就在於邪惡以「人民」的名義橫行,而「人民」絕大多數終身保持一種失語的狀態。在群體性的邪惡面前,「一鳴驚人」的僅僅有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葉夫圖申科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巴京卡回顧說:「全部生活毫無例外是由人民確定的:被欺騙的、輕信的、要求不高的、有耐心的、聽話的、酗酒的、天才的、慷慨的和不幸的人民。我所說的『我們』是指:每個人自己,然而又是大家一起。我們大家,每一個人使自己的生活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結果是,我們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為在社會主義競賽中取得勝利』獲得榮譽證書和一疊疊『25盧布的鈔票』,卻沒有創造未來。每個人都做了什麼。每個人都在生活,在愛,在礦山或農場工作。種花或栽種土豆。或被關在集中營裡。晚上在拉手風琴或登臺表演……」人類的弱點被邪惡緊緊地抓在手中,醜惡的鬧劇以正劇的方式上演著。一匹布是我們每個人奉獻出一跟絲線才織成的,一把刀是我們每個人磨一下才磨得如此鋒利的,一堵墻是我們每個人添加一塊磚頭才建築好的……一個邪惡盛行、專制肆虐的社會,也正是由我們每個人給它加了一把火才越發顯得「興旺發達」的。巴京卡對「我們」的定義驚心動魄,它不再是一個供個體逃逸的宏大的語詞,而是一個涵蓋每一個個體的職責的語詞。它不再是一個缺乏針對性和指向性的模糊的詞語,而是一個直接針對和指向每個人的良知良能的詞語。它揭示了「你」、「我」、「他」之間的深刻聯繫——每個人所作的惡,不僅加深了他人的苦難,而且也親手加劇了自身的苦難。因此,「我們」這種說法不再是庇護所,而是懺悔室。

  還是回到魯迅先生的言說上面去吧。魯迅先生對自己的民族、對自己的同胞和對自己用了八個字來言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個「其」字,包括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魯迅先生自己和我們每個人在內。誰能夠把自己置身「其」外呢?魯迅深刻地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所所有人,都參與了「人肉的盛宴」。吃人者與被吃者具有可怕的同構性。在魯迅那裏,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問題,不再是一個現實層面的命題,而成為一個具有宗教性的博大情懷。認識到自身的缺陷、自身的黑暗,然後反戈一擊,這一擊是最有力度的。

  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在《憶魯迅》中寫到過這樣一個細節:當史沫特萊於1931年3月間回到上海時,他的中文秘書馮達告訴了他24個青年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被捕遇難的不幸消息。他們於2月21日夜裡被提出牢房,強迫自掘墳墓,遭到殺害,有幾個慘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個。於是,史沫特萊急忙趕到魯迅家裡。在魯迅的書房裡,他發現魯迅面目黝黑,沒有梳頭,頭髮散亂,兩頰深陷,目光森森,鋒棱逼射。語調充滿憤恨,令人生畏:「這是那天夜裡我寫的一篇文章。我稱之為《寫於深夜裡》,請把它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吧!」魯迅把大意向他說明以後,史沫特萊提出警告,文章如果發表,作者很可能會遭到殺害。魯迅說:「有什麼要緊?總得有人出來說話!」

  今天,辱罵魯迅已經成為時髦。南京的一幫自稱「作家」的小丑們,用許多不堪入目的話詆毀魯迅。魯迅並非不可以批評,但是某些玩深沉、玩先鋒的青年「作家」,恰恰忘記了魯迅最可貴的是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的態度。在魯迅那裏,還有一個詞語,那就是「必須」。而在今天,我們早就放棄了「必須」。我們這個時代,還有被毀容的武芳,還有被殺害的曹海鑫,還有肆無忌憚的邪惡,你們為什麼不敢面對邪惡,為什麼不對那些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猖獗地存在的黑暗勢力開火,而去謾罵已經無法回應你們的魯迅先生?

  我把這些謾罵的文字扔在一邊,重新閱讀魯迅的《寫於深夜裡》。當時,史沫特萊和茅盾翻譯了全文,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它一直沒有能夠在國外發表。史沫特萊指出:「我在中國讀到的所有文章中,這篇文章給我的印象極其深刻。這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最黑暗的一個夜裡用血淚寫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吶喊。」文章的開頭寫道:「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畫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在這些裡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出來的更猛烈。」接下去魯迅提到珂勒惠支的一副名叫《犧牲》的木刻,那是一位面容憔悴、無限哀傷的母親把垂死的孩子作為貢獻交給死神。魯迅聯想到24位被殺害的青年,繼續寫道:「在中國的過去,一個死囚臨刑,照例走完一個過場,準他喊冤枉,讓他說無罪,由他罵昏官,聽他擺業績,任他表白不怕死的英雄氣概。上殺場臨刑前,觀眾會喝彩,他勇敢的死訊會傳播開去。在我年青的時候,以為這些作法是既野蠻又殘酷的,而今我看過去的統治者們讓死囚這樣作是他們對自己權力滿有自信和勇氣的證據,讓死囚開口的作法多少是含著一點仁慈、一點恩惠。」帝國時代固然黑暗,但是相比之下,現代專制主義者更加凶殘、更加邪惡。現代專制主義連一聲呻吟都不允許發出,他們要的是屠殺現場絕對的安靜。魯迅偏偏要打破這種比殺人還要殘酷的安靜,他站了出來直面邪惡:「今天我每聽到一個朋友或一個學生的死並且知道了誰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聽到他怎麼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們殺害的寂寞比當眾處死更令人心膽發寒。當我第一次閱讀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獄篇的時候,就驚異於書中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我看但丁的設想還是過於仁厚的了。他的設想並沒有達到今日極平常的殘酷的深度。」先生就這樣「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人生」,這就是先生對邪惡的決絕的態度。他在深夜裡,咳嗽著,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些文字。他咳嗽出了鮮血,他的心也在流血。他被邪惡傷害了,他要復仇,他要回敬邪惡一刀。如果說世界上有文字能夠不朽的話,那麼就是這樣的文字。它們忠實而堅貞地承載著時代的苦難,與無邊的邪惡周旋到底。而那些嬉皮笑臉地於邪惡擦肩而過的青年「作家」們,早以忘記了這一切。他們醉醺醺地看著這個世界,然後說:魯迅已經過時了。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裡,邪惡日盛而善良日衰。如今,這一趨勢依然一天比一天更加迅速地發展著。「正不壓邪」已經成為不爭的現實:一個小學教師為了一元錢的回扣,可以強迫學生將一本粗製濫造的「輔導材料」買下、裝進他們那重得不能再重的書包;一個醫生為了十元錢的回扣,可以讓病人買一大堆明知對其病症毫無治療作用、甚至還可能帶來負面作用的劣質藥品;一個商場的經理為了一百元的回扣,可以大筆一揮買進一箱用工業酒精勾兌的白酒,使消費者一口喝死;一個主考官為了一千元的賄賂,可以將一本駕駛執照發給一個從未開過汽車的人手中,使一個「職業殺手」搖搖晃晃地上了公路;一個工程師為了一萬元的賄賂,可以把一座橋樑工程包給不合格的建築公司,演出「橋毀人亡」的慘劇;一個高級官員為了十萬元的賄賂,可以大肆出賣自己轄區內的官職,讓地痞流氓搖身一變當上警察和法官……最近,有一家報紙評出1998年中國的「十大惡人」,其中屬於公檢法部門的「惡人」就占了四個:駕車撞人致死而逃逸的河南警官張金柱、把小孩拋入水庫淹死的山東某地法院副庭長王永強、縱容賣淫並以此換取高額罰款的安徽某第派出所所長林志榮、橫行霸道奸淫少女的昆明警察孫小果。著名作家方方在《請為我們解惑》一文中追問:「一個歷來在人民心中伸張正義的地方、講究公正的地方、揚善懲惡的地方,竟自產如此之多的惡人,簡直令人不可思議。」而轟動一時的鄭州冤案,更是邪惡猖獗的一個明證。地方惡霸聲稱200萬買一顆人頭,果然就買下來了。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充當了邪惡的幫兇,並已經演變成邪惡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法院的本質恰恰是邪惡的天敵,當邪惡的天敵與邪惡狼狽為奸的時候,善良還有它的存身之地嗎?曹海鑫至今冤魂不散。

  邪惡何以暢行無阻?邪惡何以由逆流演化成主流?這正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沒有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我們有意無意地充當著邪惡的同謀。長此以往,我們就把邪惡當作習慣、當作自然、當作生活本來的面貌。如果沒有了邪惡、沒有了那種「陰溝裡的氣味」,我們反倒覺得渾身不自在,覺得缺少什麼似的。著名社會學家丁學良尖銳地指出:「中國社會既缺乏自律(道德秩序),又缺乏他律(法律秩序)。缺乏自律的人沒有良心的制約,所以做壞事與做正當事一樣的習以為常。缺乏他律的社會對作惡者沒有恰當的懲處,所以人們作惡時不怎麼擔心受法的制裁。經過幾十年的對宗教的批判限制和無神論的教育,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早就不信神了,因此不擔心此生作惡來世受報應。在這樣一個無天罰、無法罰、無心罰的社群裡,人們什麼事情都能做得出,因為他們無所畏懼。」邪惡的到來,像蝗蟲一樣鋪天蓋地。這是我們自作自受。在我們的社會結構與內在的精神結構中,有著呼應邪惡的部分,它們像磁石一樣互相吸引著。同時,在我們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結構中,缺乏那種有效地防疫邪惡的機制,邪惡的進入從來都是大搖大擺的,就好像回家一樣。最後,在我們的周圍和在我們的內心,邪惡像洪水般泛濫著,像白蟻般繁衍著。誰來抵抗它們?誰來反擊它們?

  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的答案是:有。

  我常常閱讀那些不向邪惡妥協的偉大的人們所留下的文字。當沙皇處死5位十二月黨人的領袖時,赫爾岑作為一個貴族子弟,參加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一次盛大的慶祝會。30年以後,他在《往事與隨想》中寫道:「我當時只有14歲,隱沒在人叢中,就在那裏,在那個被血淋淋的儀式玷污了的聖壇前面,我發誓要替那些被處死刑的人報仇,要跟這個皇位、跟這個聖壇、跟這些大炮戰斗到底。」死刑架與慶祝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義與邪惡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這一刻,這個貴族少年的人生髮生了巨變,一束光照亮了他的靈魂。他由制度的受益者變成反叛者,這一轉變讓他的親人們瞠目結舌。赫爾岑終身服從於自己當年的誓言,放逐與流亡,都沒有動搖一絲一毫。他的一篇篇戰斗檄文,讓深宮裡的沙皇感受到一次次的地震。赫爾岑來自於那個邪惡的群體,他洞悉了他們的秘密,所以他的反戈一擊是最有力量的。赫爾岑最終成為苦難的俄羅斯大地上一棵蔥蘢的大樹,向自由的天空伸出他那遒勁的枝椏。

  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與邪惡毫不妥協的英雄。當戊戌變法失敗以後,譚嗣同放棄了逃生的機會,等待著殺戮的降臨。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無恥之徒在討論他的死是不是白死、如果他逃走是不是更有「價值」。他們「理性」地甚至指責譚嗣同「意氣用事」,不以「大局」為重,白白死去,毫無價值。當我看到這些言論時,我不禁想,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有時候確實比人與狗之間的差別要大。臨刑前,譚嗣同在給友人畢永年的信中寫道:「誦來劄,心痛,幾放聲大哭,然無可言,引頸而已,亦無濟也。」他的「心痛」是痛入骨髓的,那個時代,有幾個人能夠感受到跟他一樣的疼痛呢?他甚至已經不願意多說什麼了,「無可言」超越了老子所說的「大音希聲」,該說的都說完了。譚嗣同早就意識到了「無濟」,但他照樣要對邪惡表示絕不妥協。他的死,與拯救這個現實世界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他選擇死亡也就是對邪惡最後的不妥協。譚嗣同的死亡讓邪惡意識到,世間也存在著不為它所折服、所占領、所統治的力量。譚嗣同的死亡讓他的同胞意識到,他對他們是怎樣地失望、又是怎樣地熱愛啊。譚嗣同的死亡也讓那些殺戮者意識到,他為自己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感到無比的恥辱,而唯有死亡能夠雪掉這種恥辱。譚嗣同的死亡,按照佛的說法,是「乘本願而出」,是「無我相」。「為人豎起脊梁鐵,把卷撐開眼海銀」,在這個時候,被殺戮者就顯現出比殺戮者更加巨大的力量來。譚嗣同通過被殺戮,顯示了他對殺戮者完全的蔑視,顯示了他捍衛自我內在的自由的高貴。在這個時候,傷痕累累的礁石從驚濤駭浪中露出淩厲的頭來。

  我經常在夢中聽到赫爾岑和譚嗣同的宣誓,經常被他們決絕的姿態驚醒。醒來後,一個人,在黑暗中。再也睡不著了。

  我活著,基於同樣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面對邪惡的信念。(http://renminbao.com)

 
分享:
 

如果您喜歡本文章,歡迎給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勵和支持。讓我們一起打拼未來!

 
PayPal在線支付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