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後患無窮
 
2000年9月15日發表
 
【人民報訊】據多維新聞社15日電,王維洛於14在《大家論壇》發表文章,標題是《南水北調後患無窮》:中國的萬里長城,在月球上能看到,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國的第一個皇帝是秦始皇,他建造了萬里長城(儘管看到的長城不是秦始皇造的)。將來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中國有條人工黃河,它是某某建造的。如果埋在地下,這個功績就看不到,就會被人遺忘了,這幾千億的投資不就白費了?

1999年8月底,中國報刊報導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消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總乾渠始於湖北省的丹江口水庫,止於北京的玉淵潭,乾渠總長爲1246公里,外加至天津的總乾渠140公里,亦號稱約1500公里。一期工程將平均每年從丹江口水庫調水146億立方米,而最終送到北京的水量約每年十六億立方米。

  一、南水北調工程和三峽工程是孿生姐妹

  早在五十年代初,長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林一山向毛澤東彙報治理長江的設想時,毛澤東提出要畢千功於一役,在長江三峽建大壩,卡住長江洪水。同時談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也是可以的。毛澤東的這一句話,就成了南水北調工程的宏偉設想。在大躍進精神的指導下,五十年代末,兩個工程的規劃完成,只是因爲經濟發展受到挫折,都沒有上馬。

  1984年,國務院批准了長江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也同時擺到了議事日程上。三峽工程的第四個目標,就是南水北調。1988年李鵬說,"南水北調應以解決京津華北地區缺水爲主"。在1992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長江三峽工程的時候,李鵬的桌子上已經放著長江水利委員會1991年底提交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規劃報告。

  二、決策在前,論證在後

  在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屆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南水北調工程就被列爲跨世紀的四大工程之一,在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有同樣的論述,可見,到中共十四大,南水北調工程是塵埃已落、鐵板釘釘的事。但是,直到1996年3月,南水北調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才完成,該年6月27日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審查委員會才審查通過了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這又是一個工程決策在前,可行性論證在後的實例。

  按理說,南水北調工程的政治意義、工程規模、投資的數額、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跟長江三峽工程不相上下,應該採取同樣的審批程序,最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批。但是,南水北調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審批,卻不需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批,更不需要公民參與評論,全部是黑箱作業,這裏不是工程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只是秉承領導意旨。

  據報導,南水北調工程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總體規劃,但是細心的讀者就會發現,早在年初,國家審計委員會就查出了水利部挪用南水北調工程的資金作股票期貨買賣的違法事件。事實上,在總體規劃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的南水北調單項工程都已經開始了。

  三、爲什麼要南水北調?

  中國位於亞洲的東南,東鄰太平洋,氣候受季風的影響,年降水量從從東南向西北減少,降水量的年際變化也從東南向西北增加。降雨量的年內分配不均勻,東部季風氣候區夏季降水多,冬季少。這種地理氣候條件是自然形成的。

  就水資源總量來說,中國資源並不算少,河川平均年徑流量有2.6萬億立方米,在世界上居第五位,按人口平均佔有量計算,爲1400立方米,低於世界人均佔有徑流量水平,屬於缺水區(國際上把低於人均一千立方米的地區列爲缺水區),但高於荷蘭(600立方米)、比利時(870立方米)、匈牙利(570立方米)、以色列(330立方米)等30多個國家與地區。

  即使是南水北調的受水區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地區,年降雨量都在400—800毫米以上,相當於德國的波恩地區,所不同的是,波恩地區降水年分佈比較均勻,而中國這些地區的降水集中在夏季。特別是這個地區的森林被破壞後,降水更趨集中,降雨後地表徑流量大,被植被截流的雨水少,補充地下水量也少;而乾旱季節,自然降水少,容易出現旱情。以往忽視綠色水庫(保護森林植被)的建設,多以工程手段來蓄水。就以北京爲例,當初爲什麼選定北京作首都,就是因爲北京位於燕山山麓,永定河的沖積平原上,水源豐富。但是由於北京無節制的經濟和人口發展,工業和基礎設施的高密度的聚集,水已經成爲北京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儘管北京地區的水資源開發程度爲全國之最,但一些專家認爲,只有遷都才能解決北京的水荒問題;另一些專家則認爲只有南水北調才能救北京。

  南水北調的"宏偉設想"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當時的人口還不到現在的一半,人口平均水資源佔有量是現在的一倍多,可見當時要上南水北調工程,並不是因爲人均水資源少,而是受意識形態的指導,忽視自然規律,認爲人類一定能征服自然,同時也體現了在資源分配河使用上的均貧富的思想。

  華北地區是半乾旱地區,本不適宜發展需水量大的農作物。但是五十年來,偏偏在水資源不豐富的華北地區發展水田,種植水稻,大大增加了農業需水量。天津在1973年到1977年水稻平均播種面積只有15萬畝,1978年升到57萬畝,1980年上升到96萬畝;北京的水稻種植面積也從五十年代的平均只有16萬畝增加到七十年代的72萬畝。京津地區的每畝水稻需水約800立方米,而旱地每畝用水量一般只爲300立方米,二者相差一倍多。京津地區僅由於水稻種植面積的增加,每年農業需水量增加7億立方米,相當於通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每年調往京津地區的32億立方米的22%。中國工業的用水量(每單位工業產出的增值中所含的用水量)遠遠超過世界先進國家的工業用水量。北京天津市居民的人均生活用水量也超過德國的水平。京津地區,華北地區缺水是事實,但是缺水的主要原因是水資源利用的不合理,以及對水資源的破壞和浪費。如果不是從主要原因入手解決問題,而是一談到缺水問題,就指望從技術工程上得到解決,從大江大河跨區域長距離調水,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四、南方是否有多餘的水可調?

  這次公佈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每年要從漢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庫調出146億立方米的水。漢江是長江最大的支流,在武漢市匯入長江。漢江在丹江口水庫處的平均年流量爲381億立方米,調水量佔平均年流量的38%。漢江作爲一個自然河流生態系統,是無法承受平均流量減少38%的衝擊的。況且這裏所提的381億立方米只是一個算術平均值,在自然條件下,漢江並不是以每年都有381億的流量。在最枯年份,丹江口水庫處的年流量,與向北方的調水量相當,就是說百分之百的水量都要調到外區域去。在這種情況下,漢江河流生態系統必然面臨死亡。

  五、向三峽水庫要水

  這次公佈中線工程的平均每年的調水量爲146億立方米,而爲工程建設的總乾渠的年調水能力卻爲400億立方米。水利部明知漢江無法保障華北和京津的供水量,但是隻要工程上馬,數千億投資下去,總乾渠建成,北京和天津依賴於來自南方的水,到那時漢江不能保證供水,就必須從長江三峽水庫向北京和天津供水,最終實現五十年代初的宏偉設想。根據預測,到2030年,長江也會成爲缺水區,這個預測結果,國家水利部是知道的,中央政府也是清楚的。

   那麼爲什麼不能現在就直接從三峽水庫向華北供水呢?從工程條件上來說,利用中線向北京調水的最大優點是,南部地勢高,北京地勢低,可以利用自流把南方的水調到北方。爲了調水,丹江口水庫的正常蓄水位要加高到海拔170米,而北京的海拔高度在50米,兩地高差120米,總乾渠長1246公里,平均的坡度爲萬分之一(即10米\100公里)。水就是利用這個坡度從丹江口流到北京。而現在建設的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只有175米,要讓水從三峽水庫通過隧道自流到丹江口水庫,三峽工程的正常蓄水位必須在海拔195米以上,即比正常蓄水位再提高20米,這樣會使三峽工程的移民人數大量增加。在目前的情況下,將這個問題攤開來,無疑會斷送了三峽工程。所以暫時先利用丹江口水庫供水,等三峽工程結束後,再談從三峽水庫取水,再來提加高三峽工程的大壩,再迫使更多的居民遷移,到那時就容易許多。

  這裏請讀者注意的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始終點間的平均的水力坡度。三峽工程在計算水庫淹沒和移民人數時,認爲長度爲660公里的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爲零。但是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不可能爲零,因爲水要從庫尾的重慶流經660公里到達大壩三鬥坪。如果三鬥坪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那重慶的水位還是海拔175米嗎?讀者不難看出,三峽工程在計算淹沒範圍和移民人數時的誤差有多麼大。

  六、國際上大規模跨流域調水工程的實例

  巴基斯坦、美國、前蘇聯、澳大利亞、西班牙、德國、以色列等國都修建過一些跨流域的調水工程,但其規模和距離與中國的南水北調工程無法相比。巴基斯旦的西水東調工程調水量較大,爲148億立方米,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北水南調輸水線路900公里,其他工程則規模較小,年調水量一般不超過50億立方米,工程投資費爲幾億美元。由此來看,各國對大型調水工程的實施都十分謹慎,因爲人們對調水工程將會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認識還是十分膚淺的,對已經產生的問題,也無有效的對策。80年代之後許多國家放棄了這樣的計劃。

  1964年提出的北美調水工程,計劃從加拿大的七條大河和阿拉斯加的三條大河中取水,每年調水1360億至3080億立方米的水到加拿大的中部、美國的西南部和墨西哥的北部,調水量的分配爲∶美國獲60%,加拿大20%,墨西哥19%。要完成這個計劃,需要建造240個新水庫,112個灌溉站,17條通航運河,其中最大水庫的蓄水量爲35000億立方米。這個調水工程,要經過美國西部的強烈地震帶,一些水庫將要建造在活動斷裂帶附近。如今,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個計劃將來還會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