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這一事實再次讓那些強調西方人不懂東方文學而不給中國人這項獎的中國作家們啞口無言。而大江健三郎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文化勛章」的舉動，更是對中國文化人歷來諂媚官方的巨大諷刺。遺憾的是，中國文化人們並不為此汗顏，因為他們還沒懂得羞恥。
「我所以拒絕這項獎，因為我不承認任何淩駕於民主之上的權威和價值。」在大江健三郎向《紐約時報》記者說這番話時，日本右翼分子們正繞著他的房子示威，抗議他對政府和天皇不敬。
在推崇大江健三郎對嚴肅文學創作執著追求的同時，中國作家們更應敬佩和學習他那種拒絕政府「文化勛章」的尊嚴意識和獨立性。這種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尊嚴價值和獨立意識不僅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歷來缺乏，而且至今中國的文化人也沒有清晰地意識到，更談不上努力去保持。
雖然毛澤東的殘酷使許多知識分子喪失了尊嚴意識與獨立性，而變成了中共政權這張「皮」上的「毛」。但共產專制並不是導致知識人缺乏尊嚴的唯一原因。很多事實表明，在毛澤東的暴政風行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不是十分看重尊嚴的，更談不上獨立性。像郭沫若、錢學森這一類把靈魂都已出賣得干干净净的，已不值得評論。讓我們僅看看那些被一致認為「優秀」、「有文人風骨」的知識分子們又尊嚴到哪裏去？
梁漱溟∶老糊塗，還是沒有尊嚴意識？
「大儒」梁漱溟在一九五三年的「政協會議」上公開頂撞毛澤東的骨氣，贏得海內外知識分子的敬佩。但梁本人對自己的「勇敢」卻大不以為然∶「一九五三年九月，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干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麼也是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後。」他說這話時是一九八六年，毛澤東已死了十年，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已較以前寬鬆很多。當年梁漱溟已九十四歲，是他當年的骨氣被毛澤東嚇沒了而不敢說真話呢，還是老糊塗了，或是沒有尊嚴意識呢？
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曾以流氓手段羞辱了梁漱溟。梁這麼看重毛澤東「皇帝」的威信，為其百般辯護；而不看重知識分子的尊嚴被辱，情願自我作賤，哪裏還有「文人風骨」？
其實這位「大知識分子」並不是到老了才糊塗的，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就沒有明白過。一九四六年，抗戰剛結束，他就從重慶奔赴延安，向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中共十位領導人獻計獻策，主張中國千萬不要實行英美式的民主。「在重慶，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說中國也要實行歐美式的憲政，大談在輪流執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實現民主，進行建設。但恰恰在這種時候，我心中不以為然。我認為，在中國照搬歐美政治體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二不合中國的國情和現狀的需要，其後果將不利於中國迅即進行長時間的經濟建設……」「我今天講的這些話，在重慶變得沒人聽，無人感興趣，我也不想說，不便說。我今天專門到延安來，……向各位請教。」（戴晴∶《梁漱溟和毛澤東》）
一九八六年，即梁漱溟當年去延安獻策四十年後，這位「大儒」在北京寓所接受戴晴訪問，談及這段歷史時這樣說∶「那時的我，連做夢也未想到，在我返回重慶不多久，蔣介石就撕毀了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全面打響了內戰；更沒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後，蔣介石國民黨真的垮了臺，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認真的經濟建設，實現了我當初夢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實現的夢想。」
真不知這位親身經歷、親眼目睹了中國大陸四十多年來「大躍進」、「反右」「文革」等各種災難的梁漱溟，認為共產黨在哪個方面實現了他的「夢想」。
翦伯讚∶媚俗毛澤東，請教歷史分期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而自殺，令後人敬佩他那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精神。但據大陸學者黎澍回憶，一九五三年，翦伯讚、邵循正、胡華等三人將寫好的《中國歷史概要》書稿呈交毛澤東，請示歷史應該如何分期。
毛澤東批示說∶「中國歷史很長，建議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研究所，把中國史分成三段來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於漢；第二所研究魏晉到鴉片戰爭前；第三所研究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三個歷史研究所合辦一個雜誌，定名為《歷史研究》，方針是百家爭鳴。」 當時身為北京大學教授的翦伯讚是研究歷史的大學問家，難道他真的不知道在他和毛澤東之間誰更懂得歷史分期？將書稿呈交毛澤東，像小學生一樣請教歷史分期，不是媚俗嗎？當時是一九五三年，還沒有「反右」「文革」，政治氣氛也沒有那麼嚴峻。中國知識分子就這樣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和獨立。
也許正是知識人這樣不看重自己的尊嚴，毛澤東才居高臨下，對歷史分期這樣專門的學術問題也敢指點江山。而且「指點」到如此詳細，不僅決定歷史怎樣分期，還規定建立幾個研究所，哪個所具體研究哪段歷史，以及要辦什麼樣的雜誌，雜誌應叫什麼名字。世界雖大，歷史雖長，恐怕只有毛澤東幹過這樣空前絕後的事。而毛澤東敢這樣狂妄，正是知識分子匍匐在地的逢迎壯了他的膽。
翦伯讚如此恭敬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時仍被批鬥，以致翦伯讚夫婦雙雙自殺。據流亡海外的原「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撰文披露，翦伯讚死後，人們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字條，上面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儲安平∶周恩來來看望，自尊就出讓
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儲安平可能是非常獨特的一位。他在四十年代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是「一團爛污」；「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他主張第三條道路，即反對國共兩黨獨裁，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憲政道路。他主辦《觀察》雜誌，聯絡了與他有共識的「自由思想分子」七十多人。儲安平宣稱，「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分子。」
這樣一個崇尚心靈高貴的自由主義者，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勢之際，周恩來到他住宿的旅館看望他和一批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就使他興奮了。他對朋友說∶「真想不到，周先生親自到我房間。」他主編的《觀察》雜誌很快變味了，客觀報導不見了，犀利批評消失了。雜誌上是這些文章∶「向黨的幹部學習高潮看齊」，「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發表社會學家費孝通「不改造就落後」，經濟學家吳大昆的「怎樣把我們的經濟學提高到毛澤東階段」。一九五零年的毛澤東還沒有展示出任何「經濟建設的天才」，經濟學教授就肉麻地提出經濟學的「毛澤東階段」。哪有一點知識人的尊嚴可言？
而通常是出自儲安平手筆的刊物社論，竟有這樣的文字∶「蔣介石這個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看到這樣的文字，只能讓人想到，儲安平等知識人們已開始「舔」毛澤東的「屁股」了。
馮友蘭∶「批孔」捧毛，毫無悔恨
而已被人批評過的另一個當代「大儒」馮友蘭，更是早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還沒當上「霸王」，正「宜將剩勇追窮寇」時，就開始向毛澤東寫信獻媚，表示「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很快回了信，指示這位中國哲學史教授「不必急於求成，可以慢慢來，總可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馮友蘭∶《三松堂全集》一卷一四七頁）
馮友蘭一九一九年就獲公費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返回中國一直從事哲學史研究。以馮友蘭這樣的資歷和學問，他難道真的不知道怎樣撰寫中國哲學史，必須請教沒有這方面專業知識的毛澤東？
中共還沒有掌權，堂堂北平大學教授馮友蘭就表現出這樣的媚態。後來他緊跟政治形勢，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醜態百出。他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為了政治需要七改八修，學術淪喪。一九八二年，馮友蘭到紐約接受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在儀式上他致詞總結自己的人生路途，對他不尊嚴的行為沒有一句自省。一九八八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在北京訪問他，問他「有沒有後悔發表的著作」時，他竟回答「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想過。」對發表過的那些以拼湊歷史吹捧毛澤東的文字，馮友蘭沒有表示一絲悔恨。
北京朝華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中國百名大右派》一書。該書前言說∶「當一九五零年代表黨外知識分子向天安門獻出『我們永遠跟您走』的錦旗，當一九五一年口誅筆伐《武訓傳》，當一九五二年揪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時，一九五七年的悲劇已經寫下了淒壯的一章。」
大陸作家，爭拜官職
有人或許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但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是恢復了尊嚴？被視為中國文壇「泰斗」的作家巴金，最近在臺灣的報刊上撰文「懷念衛惠林」，提及他的老朋友衛惠林曾當面批評他「不敢講真話。」這個批評巴金不接受。但發生了「六四屠殺」這樣慘絕人寰的事，巴金站出來譴責了嗎？沒有。在海峽兩岸都擁有極高聲譽的巴金，對「六四」這種事的沉默是不可原諒的。不要說像大江健三郎那樣拒絕官方勛章，連官方的職務巴金還繼續擔任呢，官拜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
中國大陸另一個老資格的作家是謝冰心。不要說對「六四屠殺」她默不做聲，在毛澤東生辰一百周年時，她還在《中國文化報》上撰文「懷念毛主席」。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並給中國人帶來深重苦難的「反右」「文革」，冰心是親身經歷過的。而且她寫這篇文章時，大陸的政治環境已不可能有人強迫她必須這樣做。那麼已九十多歲的冰心到底是愚昧、老糊塗，還是毫無人格的諂媚？在西方，一個作家如果半個世紀都不出什麼有分量的作品，早已被社會淘汰。只有在中國，靠擁護政府，沒有作品照樣被視為文壇「神明」。而對這樣的作家，巴金卻誇獎說，「她是多麼坦率，又那麼純真，她多麼堅定，又那麼堅強！」
更可笑的是，幾個自稱中國異議作家的文人在美國創辦的《傾 頡肺難Э錚閱芄黃蓋氳健盎襯蠲饗鋇謀淖齦每摹骯宋省被箍拿唬屑ぬ榱恪?p> 為了回國，爭相兜售尊嚴
有人或許說，像巴金、冰心身在國內，言有可慮，情有可原。但身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中國知識人們又怎麼樣？不怎麼樣。八九民運後流亡海外的作家張郎郎，不久前竟為回國給中共公安部長陶駟駒寫信，表白他與「民運」已劃清界限。進海關時，有驚無險，因為他的信已由他的好朋友戴晴轉交到了陶駟駒的辦公桌上。
而給他出這種主意，並幫他通融中共高層的戴晴女士，以「持不同政見者」身份在西方領取了宗旨是表彰英勇反抗暴政的「自由金筆獎」後，回到北京寓所卻公開指責「八九民運」不是民主運動，並諂媚鄧小平說，「現在除了鄧小平之外，誰有那麼大的威力，能夠以他自己的專制來盡量結束中國的專制統治？」
「六四」事件後以「民運精英」身份逃亡法國的大陸詩人徐剛，不知怎麼獲得了中共的「寬大處理」而回國，隨後給《人民文學》寫了長篇報告文學「夢巴黎」，把曾給他「政治庇護」、經濟補助的洋溢著自由精神的法國描繪成一個充滿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惡的黑暗世界，並在文中自問自答說，「中國人到法國來幹什麼？」「他們有病，吃錯了藥！」這種文字多麼「自然地」與中共的宣傳口徑合上了拍。
另一個「六四」事件後在海外媒體上很是風光了一陣子的大陸畫家範曾，也是悄悄給北京官方寫信，兜售尊嚴，交易回國。不料他的信被對方泄露，他百般掩飾辯解後，像鴕鳥似的把頭一紮，不顧自尊地飛回天津。
比他們更「勇敢」的是原中共《人民日報》評論員吳國光。「六四」前他以中共官方智囊資格成為哈佛「尼門基金」的訪問學者。「民陣」成立時他飛去巴黎起草「宣言」，成為「頭面人物」。在美國華文媒體上也常以「民運人士」的大名出現。去年，也是為了回國，他主動給中共紐約領館打電話，表白解釋自己與民運沒有關係。當有人對這種「用尊嚴交換通行證」的行為批評後，他竟打電話到人家裡，大罵「????x！」
臺灣詩人、藝術家也不自尊
有人把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種種醜態歸結為是中共四十多年「黨文化」熏陶的結果。但臺灣並沒有被共產黨統治過，那裏也有文化人們不顧尊嚴。據臺灣《中央日報》報導，去年九月，臺灣電影「愛情萬歲」獲得「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後，該片三名演職員受到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接見。被稱為藝術家的該片女主角楊貴媚竟媚俗地將「金獅獎座」「獻贈給李總統」。好在李登輝還有點自知之明，客氣地說「摸一摸就好」，把「金獅獎座」又還了回去。《中央日報》最近報導的一件事更令人噴飯。一批獲獎的臺灣青年作家在該報海外版副刊主編、詩人梅新的聯絡引見下，得到李登輝總統的接見。在接見時，詩人梅新竟諂媚地說∶「總統接見作家，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是第一次。」李登輝這次也不客氣，像皇帝似的坐在中間，兩排作家則像大臣似的規規矩矩地坐在兩側聽總統教誨。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美國，得被媒體罵死。
做毛、做皮，還是做骨頭？
去年十一月，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瑪佛茲（Naguib Mahfouz）在開羅遇刺受傷。他在住院期間，埃及官方大員像走馬燈似的去看望他。但瑪佛茲並不領情，照樣嚴詞批評政府。外國作家的尊嚴傲骨令人越來越痛感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中缺少最重要的尊嚴意識。當年李白還吟出「天子呼來不上船」的詩句，而當今的中國知識人是「局長呼來即上船」。面對「下海」成風，更是「人民幣呼來爭跳船」。知識人爭「錢」恐後，搶戴「花翎」，巴結權貴，各種不自尊和醜態，慘不忍睹。
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不自尊行為從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和批評。以至「醜」被忽略漠視。長而久之，「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視為「美」了。
中國作家們在討論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應該先思考能否塑起自己那從未站起過的尊嚴。沒有尊嚴和獨立人格的作家，永遠寫不出有人的靈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