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普通人，對法輪功基本上是所知不多，如果不是去年「4.25」你們萬人包圍中南海的舉動，以及中共隨後而來的鋪天蓋地的圍剿，恐怕今天也無緣知道你們和了解你們。一方面「4.25」使你們一夜而舉世聞名。另一方面中共不擇手段的鎮壓又使你們成爲二十世紀末的殉道者；其壯觀的程度絕不亞於世界史上任何一次對於宗教迫害的反抗。

我沒仔細研究過你們奉爲至上的「法輪大法」，因此不想對此予以置評。我想你們對於法輪大法的虔誠程度和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教徒對其信仰的虔誠度一樣，我也相信許多信者所說，通過學練法輪功之後身心獲得了很大程度的改變，甚至一些醫學上被認爲絕症的病也會痊癒。我想這些都是真實的，正像許多其它宗教亦或其他氣功一樣在修練到一定程度時，也會出現一些用目前的科學難以解釋的超常現象或奇蹟。

我在這封信裏只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探討你們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從一般的社會學或政治學的角度；因此也是從被世界公認的普遍的價值標準出發做爲討論的原點，以此希望獲得達到某種溝通和理解，我想這對於所有人都是益外的。

由於篇幅限制，我在這裏先討論第一個問題：『法輪功與政治』，這個問題也許比較敏感，因爲貴會與一直宣揚對政治不感興趣，視政治爲「糞土」；也可以將這種宣傳理解爲對「政治」的立場；並由這個立場延伸出貴會對於「政治」的政策，並由這種「政策」決定了貴會對外部世界（包括社會、其它團體、政府、政黨等等）等必需要涉及的人或物的立場及行爲方式，因此在此予以討論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首先我們要界定「政治」的定義。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裏一針見血的指出：「人是政治的動物」；因爲人不可能獨立的生存，要通過家庭、社團、直至國家來體現這種存在。構成相互之間關係並在某種層次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我們現在稱做爲「政治」一種關係，而國家是這種關係的最高體現，是一種"最大的善"(亞里士多德語)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指出：「自由並不會妨礙虔誠的信仰和國家的安寧，並且是這種信仰和安寧得到保證的最基本的條件」他們兩人的看法說明了以下兩點：

1人的生存（包括社團）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2、自由是「政治」的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因此當我看到許多法輪功成員聲稱對政治不感興趣或沒有任何政治訴求時，我感到了奇怪，因爲這種說法和法輪功整體的行爲方式不相符合。一個人或社團當和其它社團或社會不產生任何衝突時那麼相互關係也許是非政治性的，一旦產生某種衝突並伴隨的權力的介入，尤其是伴隨着本來應該扮演維持社會平衡關係的國家權利的介入，那麼這種關係就演變爲政治關係和政治衝突。例如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政治制度的畸型導致了社會成員和團體之間關係的畸型，少數人或團體壟斷了社會大部分的權利和資源，那麼構成了和其它社會成員之間非平等的或者是壓榨的關係，那麼這種依靠暴力來維持的關係一旦受到了挑戰從而引發各種衝突，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團體的都是一種政治的衝突（只要涉及到權利）。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任何爭取基本權利的努力都會受到殘酷的鎮壓，無論爭取自由的努力和壓迫者一方的行爲都是一種政治行爲。我看不出法輪功信者爭取練功的環境、權力和89年學生爭取言論、新聞自由以及中國民主黨人爭取結社自由，西藏爭取自治權利，地下基督教會爭取宗教自由之間有什麼不同。

這種努力的基點都在於爭取一種共同的權利，也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人的基本權利，那麼如何區分這之間哪些是政治性的，哪些是非政治性的呢？

事實上從法輪功信者開始到報社交涉至「4.25」中南海靜坐，就已經開始了爭取新聞、示威、到結社自由的努力，這種行爲已經是政治性的了；伴隨着中共對法輪功的大規模鎮壓和法輪功大規模持續的抗爭（天安門廣場不間斷的抗議、建立自己的網站和電臺），這場衝突早已演變爲一場政治的對抗和衝突（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而這場衝突不僅僅是法輪功和中共局部的衝突而是代表了社會的公共利益，因此和社會其它社團（例如組織自由工會、組黨等）的努力是一致的。因此我認爲法輪功在理論上陷入一個誤區――蔑視政治（其實迄今爲止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種政治行爲）.事實上我們正在爭取的就是一種「清明政治」而這種「政治」的實現需要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而貴會這種對於「政治」的立場對爭取社會同情和支持方面構成了障礙，我希望能通過討論來獲得某種溝通。

「法輪大法」除了救人之外也應"救世"，不僅應教導人做好人和具有「真、善、忍」的操行，也應教導人對社會和他人盡責。歷史一再證明像對法輪功信者這種大規模的鎮壓只有在極權制度下才會出現，只有結束了這個畸型的制度，社會才會安寧，法輪功的信者才會有一個安靜的練功環境。以上一點看法是一個普通人對法輪功的一點理解。

最後我想說的是非常敬佩你們對於信念的執着和獻身精神，相信你們的事業一會成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和你們一起爲改變中國這種狀態做出努力。

再接再勵

趙南
2000年8月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