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论》(一)
 
童蒙
 
2000-12-22
 
【人民报讯】总目录

前言一、腐败风潮席卷着中国大地二、中共的官僚体制是腐败之源三、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堪设想四、中国现行政体难以战胜腐败五、如何根除腐败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

前言

一、腐败风潮席卷着中国大地

中国当今的腐败现象实属历史罕见。在整个中国大陆上,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黄河上下到东北平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到处都可以看到腐败的丑行,到处都可以闻到腐败的腥气,到处都可以听到百姓们痛骂腐败的声音。中国的腐败,象蝗灾一样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象蛀虫一样侵蚀着中国尚未崛起的躯体;中国的腐败,绝不是官方所称的“极个别现象”,而早已发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腐败的毒液,已渗入到各种机构及其层面。满清时期的文学巨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形容大观园腐败状况时言道:“大概只有门口的石狮子算是干净的。”然而,现在的中国,就连不通人性的“石狮子”也干净不得。干净了的“石狮子”,必不可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社会!

有位自称为顾此彼的作者曾将一篇题为《应该是“从腐败分子到高级干部”》发表在《杂文报》上,全文如下:   

随着中央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打击力度,曾经地位显赫的徐炳松、胡长清、许运鸿、成克杰一个个相继落网,这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我党幸甚、国家幸甚、我们老百姓幸甚。   

但有一种讲法我们绝不赞成,也极不愿苟同。一时以来,无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关,还是各种媒体,在剖析上述此类党内毒瘤时几乎都无不认为他们是“从高级干部到腐败分子”,其实恰恰说反了,他们个个应该是“从腐败分子到高级干部”。因为大量揭露及已经定案的犯罪事实都已经充分证明,他们的贪污受贿“历史悠久”,早就在还未踏入“高干”行列的年代就劣迹昭昭了。在“高干”身份阶段不过是“百尺笔头,更进一步”,显得更贪婪、更恶劣以及更有恃无恐罢了!现在,大家对高级干部沦为腐败分子并不感到奇怪或意外,因为我们的干部制度中特别欠缺的监督制约是这批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得以滋生腐败的一张大的温床,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而大家最感到震惊的倒是:为什么腐败分子能一步步爬高,成为“高级干部”,乃至有的还成为“国家领导人”?是腐败分子本身的原因吗?显然不是。按我们的党章和干部提拔任用条件,他们是完全不够升迁资格的。是广大干部群众眼睛不亮,以致误推他们进阶“庙堂之高”吗?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步步升迁完全不经过干群的民主推选。很显然,责任应该是腐败分子的顶头上司以及相当级别的人事组织部门。所以,如果说现在成克杰之流从“高级干部到腐败分子”,那么首先是他们过去先把成克杰之流“从腐败分子”晋升为“高级干部”。无须讳言,正是他们替成克杰之流“安排”了党内的藏身之地。且不要不服气,事实确是如此,造成的极其恶劣后果也正是如此。所以在揭批成克杰之流的同时,那些为成克杰之流从“腐败分子到高级干部”的始作俑者应该难卸任用坏人的责任,最起码应该承担失察的责任。给党和国家及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如此严重后果,他们如果至今仍无半点认识,而把成克杰之流的腐化堕落轻描淡写地统统归咎于其本人思想的蜕变,恐难自圆其说,也太不好交代了吧?有一点事实必须明确,成克杰之流脑袋再削尖,官欲再大,总不至于自己去拿顶“高级干部”的官帽戴到自己头上的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乃至全国人民,给了他们考察、选拔、决定任免高级干部的绝对大权,难道出了问题仅以一张法院的判决书抑或一声枪响就一笔勾销自己的工作失误、错误吗?   

本文绝无替“高级干部”身份的腐败分子开脱什么责任的意思,而想明确表明:查处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的同时也追查“源头”,即腐败分子升迁“高级干部”的源头,彻底查清楚成克杰之流升迁的来龙去脉,谁提的名,谁又是第一手考察的,关键决定其晋升的又是哪一位更高一级的干部,这些都要查个明白。   

我们深信,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会重视查处上述腐败源头的。源头不堵,腐败分子就会细水长流,乃至汇成江河大川,掀起滔天恶浪,会严重冲击我们党的根基、共和国的墙脚。只有狠堵源头,严肃追究人事组织部门的失察责任,关系干部升降任免的人事组织部门才会警醒,才会真正用心去考察干部任免干部,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至于那些在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升迁中可能受过贿赂的人事组织部门和干部,我们也相信很快会披露于世,让广大干部群众看一看为腐败分子构筑党内“藏身之地”的另一类腐败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从“高级干部到腐败分子”。而且比成克杰之流更可怕,为害更大。

尽管中国官方及媒体对顾此彼的上述观点可能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无论是“从腐败分子到高级干部”,还是“从高级干部到腐败分子”,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情形都有,只是侧重面不同罢了。当今中国普遍性腐败已是全国老百姓人所共知、不言自明的事实,腐败已发展到了贪赃有术、勾搭连环、组织严密、点多面广、势力强盛的程度,岂是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青等几个典型腐败高官所能代替的吗?请看镜头:

镜头之一:

从市宣传部长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祁崇岳

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干部祁崇岳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仕途上一路高歌。他出生在一个军队干部家庭,1960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65年分配进中央党校开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70年代他调回老家盐城工作,1983年他成为盐城地委最年轻的秘书长,1984年起出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一当就是10年。1994年任中共盐城市委副书记,1997年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十年一贯制的市委宣传部长,使祁崇岳把整个盐城的意识形态部门当成了他的家,他也几乎成了意识形态的化身。他一天不在电视上露面就不舒服、不高兴。他自封为理论权威,可在台上翻来覆去的报告几年里全是一个模板,实际上他早已无心学习,知识老化,结构陈旧,思想僵化。当1999年6月19日省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个罪名决定对祁逮捕时,人们无法把市委大楼里那个戴着旧绒帽常常工作到深夜的老头儿联系起来。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祁崇岳受贿近90万元,受贿的对象几十人,受贿几百笔。

宣传部长改变了“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差五解个馋”的寒酸形象

尤江泉另案处理是福建的一个工程老板,也是一个对祁崇岳行贿的大户。1992年刚刚出道的小尤老板有幸结识了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祁崇岳后,立刻就财运亨通起来,不到一年,就先后接到了盐城师专体育馆工程等7项业务。当然,“功勋卓著”的祁部长按照事先的商定拿到了一笔笔回扣。但是渐渐地,眼看着这小子靠着自己的几个电话、几声关照就吹泡泡似地发了起来,祁部长实在有些不平衡了。1993年的一个春日,小尤老板进了市委大楼拜谒祁部长,闲聊间祁崇岳发现他脖子上的金项链委实粗壮,一股不平之气又升腾起来:“小尤啊,现在盐城的治安很乱,你这个项链又太扎眼,不安全哪,我看,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保险,我替你保管吧。”尤老板自是明白人,赶忙从脖子上摘了下来给他。

到了这年的夏天,小尤老板回闽探家,到祁部长家里辞行,顺口问了声部长要我带些什么特产回来祁崇岳轻描淡写地打了个哈哈:“福建的金器便宜,你就给我带块金砖来吧。”尤老板回盐城的时候,就真的给他带了块金砖价值5000余元。1994年,祁的一个表弟养殖对虾需要资金,就通过祁向尤江泉借资3万元。过了半年,这个表弟就把钱还到了祁手里。尤江泉明里暗里要了几次,祁崇岳都来了个“王顾左右”。再要,祁部长不高兴了,干脆直言:“小尤呀,你也太不懂事了,这个钱你还想要吗”尤老板的3万元钱就掉进水里都没听个响。从宣传部长到腐败分子,从腐败分子再到高级干部

如果说祁崇岳从尤江泉手里索要钱财觉得理直气壮,那么滨海的个体老板郭某仅仅求他办个儿子从郊外进城的调动办成了,从此也就欠下了他永世难偿的债。1993年,办成了调动给了1万元。1994年,祁崇岳的女儿结婚再给1万。1995年,已经升任盐城市委副书记的祁崇岳要买房子,向郭一开口就是5万。郭大年初一就捧着4万元现金送到了祁府。1997年,祁崇岳又对郭老板念起了苦经:“唉呀,现在物价高,日子真是不好过呵。”郭心知肚明,几天后就又给祁家送去了1万元。

注意:祁崇岳简历:1984年起出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0年,1994年任中共盐城市委副书记,1997年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不难发现,祁崇岳的步步提升始终与他的贪污腐败行为相伴随。请继续往下看镜头:诸如此类上了船就下不来的老板们还有好些个,祁崇岳也直言不讳:我们当了一辈子官反倒两手空空,对他们就是要狠些。

  在向祁行贿的近70人中,想升迁而送钱的十多人,想调动而送钱的30多人,想安排好工作的十多人,想让孩子上好小学、好中学的十多人。不同时期的祁部长、祁主任向这些形形色色的要求开出的价码少不低于5000元,多达4万,平均都在1万元以上。

  韦慈竹,市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从1985年起,每年春节都要向时任部长的祁进贡。起初每年给500元,韦当了科长后开始逐年递增,直到1997年的2000元。可钱是送了,这多年的老科长却也不见提拔的动静。1997年5月,他听说又要有人事变动,就狠狠心,一下子给已经当上了市委副书记的祁崇岳送上了5000元。这一着当真见了效:1997年11月,韦慈竹被任命为东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祁崇岳的案发是从一套红木家具开始的。盐城市检察院反贪局在侦查原射阳县粮食局长刘平受贿案时,发现祁崇岳在1997年从射阳粮食局下属家具厂收受了一套价值1万多元的红木家具。1999年3月,省纪委要祁交待这套家具的下落,他坦言在曹家巷的一套住宅里。侦查人员追查这套房子的产权时发现,这套价值8万多元的房子,正是祁崇岳用宣传部小金库的钱为自己买的,过后又用招待费名义和白条冲平帐目。

  去年5月29日,省检察院对祁崇岳以涉嫌受贿、贪污罪立案侦查,并扣押祁的财产227万余元。

善于伪装,是腐败分子的普通招术之一

  祁崇岳真的是一个节俭的人,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身上穿的常年是一套灰色布衣,不沾烟酒,不好麻将。唯一的儿子在徐州上了4年大学,他总共只给了他3600元,甚至不如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孩子。到了1999年,家里的电器加起来也超不过2万元。嘴里又常念叨着物价上涨,日子不易一类苦经。

  那么,这么多钱,不吃、不穿、不花,他究竟拿来做什么用了说来令人瞠目结舌:放债,放高利贷清查下来,他共计借出的钱款高达160万元,年利都在20%—30%之间。借款人中有个体户,有私营业主,有单位企业,也有平头百姓。放债的方式,他大多是借口帮忙从银行转借,有时干脆亲自出马,直接成为债主,在利息上讨价还价。这样以权换钱又以债生钱、利上滚利的贪官实属罕见。

 (镜头之一的引文摘自《银潮》第7期)

镜头之二:中国“清官”有多少,看罢下文便知晓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清官”也不例外。我之所以要在这“清官”的头上戴上一顶帽子,实在是因为此所谓“清官”,十之八九都是自封的,稍不小心,这清的遮丑布一掀,一副丑陋不堪的面孔便会让人看了发笑、恶心、愤怒、不齿。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几乎所有这类人一旦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时,当年的威风便不见半点儿了,于是便上演了一幕幕“清官”绝唱。

第一幕:胡长清想活下来,继续“为人民服务”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逮捕入狱后,自知罪孽深重,来日无多,便跪在地上对查办他的有关人员说:“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胡副省长的字是出了名的,想当年谁或者哪个单位能得到一幅是很可以自豪一番的,至于出了多少银子,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南昌纸贵就因为有了胡副省长。据说后来胡某人“失风”以后,南昌城里曾出现过争相铲除他墨宝的事。哎,人情如纸啊,人走茶凉啊,现在连想活下来继续“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完全的义务,居然都得不到满足,胡省长(他习惯人们这样称呼)是始料不及的。

第二幕:贪污巨款难当官,还想去种试验田

贪污57万元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被查处后,竟对办案人员说:“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看了徐副主席这段独白,我激动得几乎要流泪了,到底是“人民公仆”,不仅有自知之明,思想境界也与咱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不能当官了,但为国家作贡献的思想境界一点儿也没有受影响,为革命工作的情绪一点儿也没有低落,即便不能这样,“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自在总可以吧。想当年我徐某人用“高科技”为自己捞钱,就很有成绩嘛,现在把它用来造福我的人民和国家,也一定会喜获丰收的,由此足可以见我徐某人“当官与不当官一个样”。徐副主席的这个基本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满足,我准备过段时间打个电话到中纪委去替他问问。

第三幕:白天会上讲政法,书记当晚现真相

广东佛冈县原政法委书记叶广章庄严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严禁领导干部搞“三陪”。就在他慷慨激昂的当晚,又和妓女赵某睡到了一张床上。风流过后,见电视里正在播放他白天的讲话,叶很得意地对赵说:“你看我讲话多有风度。”阿弥陀佛,这位“花书记”真是太风趣了。曾听说过一首顺口溜,讲某些领导是如何笨的,其中有句是“为三陪小姐留电话”。而这位书记,而且还是政法委书记,不但敢留电话,还敢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可见他是何等的胆大放肆,绝非哪个小不拉子或初嫖者、偶尔为之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如果再慢慢品味一下“花书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不妨作如下推测:我就是那位“白天念稿子,晚上钻裙子”的书记,谁敢能拿我怎么样?有我这样的政法委书记来嫖,你这小女子就可大胆放心去卖;“食色,性也。”我书记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野花总比家花香,小姐总比老婆好,凭我这风度能死守住家中那黄菜梆子吗?这小小县城,我是呼风唤雨之人,告诉你真实身份我也无所谓。然而,那小女子还是出卖了他,否则,这段床上对白是没有人知晓的。前车之鉴,由此可见,妓女不可靠,凡是准备步叶书记后尘者千万千万记龋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贪污500多万元后,自编了名为《铁面局长》的话剧命宣传队到处表演。该剧写的是某税务局副局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自己又有重病,女儿勤工俭学挣了几十元钱要给他补补身体,他说“给希望工程吧,他们比我更需要。”亲爱的读者,看了这段曾经是共产党干部的“肺腑之言”,你有何感想? 转自(博讯)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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