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加把勁,爭取再取諾貝爾和平獎
 
王炳章
 
2000年11月3日發表
 
【人民報訊】今年,關於諾貝爾獎,除了文學獎由高行健奪得之外,還有一個被大家忽略、但也是應該令華人興奮的消息,那就是,諾貝爾和平獎也差一點給了中國人。以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謝萬軍、祝正明、吳義龍、劉賢斌、朱虞夫、王文江、查建國、高洪明、餘鐵龍、王澤臣等爲代表的中國民主黨,不但被提名,而且入了圍,進入了最後決選。若非朝鮮半島形勢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中國民主黨得獎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提名中國民主黨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是去年海外民運的工作重點之一。世界各地的中國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爲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所獲得的有關中國民主黨的資料是完整的,非常有說服力的,使民主黨得以順利入圍,直接進入決選。在諾貝爾和平獎最後公佈之前,我們雖然竭盡全力推動民主黨決選獲勝,但並沒有聲張,因爲諾獎評選委員會不喜歡這麼做。

中共政權對諾獎十分敏感,它經常批評諾獎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圖。其實,此話在一定層面上講,並沒有錯。推動「和平」,本身就帶有政治目的,就象中共挑起社會爭端帶有政治目的一樣。中共也應當思考一下,你在批評諾獎帶有政治目的的同時,你的批評本身,也含有政治目的。中文的「政治」,其「政」字來源於「正」字與「文」字之結合。「政者正也」,「政治」就是應當維護「正義」與「公正」。諾貝爾和平獎,就是「正義」與「公正」的象徵,這也是諾貝爾設置和平獎的初衷。

除了諾貝爾和平獎,其實諾貝爾文學獎也帶有強烈的人道關懷意圖,決非純粹地爲文學而文學。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人類良知」、「人的尊嚴」、「人類價值」、「人道」和「人類正義」的反映。高行健得獎,可以被認爲是中國的「人類良知」的勝利。

上文提到「政」字,其左爲「正」,右爲「文」。「正」字,我已做了解釋。這裏,再銓釋一下「文」字。《黃帝四經》曰:「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謂之文。」就是說,順乎天理,凡老天樂於使之發揚光大者,我們也當助之以繁榮。此「道」,稱爲「文」。中國古語講「文以載道」,指的就是這個「順天之道」。以此論斷,諾貝爾文學獎,勢必也在傳播一個「道」,一個「公理」。

回顧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它也的確在傳播着一種普世的「道義」與「公理」。如果中共硬要把「人道關懷」也抹上政治色彩的話,那麼,明言諾貝爾文學獎帶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或不爲過。大家知道,過去,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爲世人垢病,中共亦曾極力抨擊之。諾貝爾獎委員會爲了打破南非這種非人道的政策,先後給了南非四個諾獎:196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南非國民大會黨的魯圖裏(LUTULI);1984年,又頒給南非大主教圖圖(TUTU)一個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南非女作家戈蒂梅爾(GORDIMER)獲得該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正是這兩個諾貝爾和平獎和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對於南非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推動着反種族隔離鬥爭的聲勢日益壯大,終於把南非帶入了一個歷史新紀元。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再次垂青南非,授予了共同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前總統德克勒克(DEKLERK)和黑人領袖曼德拉。我不禁要問,在這四大諾獎的評審和頒發過程中,我們怎麼沒有聽到過中共抨擊諾獎委員會的「政治意圖」的任何論調呢?

諾獎的社會效應至少有二:一是引起全世界對得獎人及其相關地區的關注;二是鼓舞得獎人及相關地區人民爲「正義」而戰的士氣。高行健得了獎,人們當然會關注高行健本人,但同時也會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他的祖國----仍然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當1996年諾貝爾獎頒給了東蒂文的貝羅(BELO)和霍爾塔(HORTA)時,世界各地的人不由發問:「那裏發生了什麼?」從那時開始,世界各國都開始關注東蒂文的命運,從而極大地鼓舞了東蒂文人民爭取人權的鬥爭。諾獎影響了東蒂文的解放運動,使之獲得成功。

南非四次得獎的意義啓示,我們中國人獲諾貝爾獎,可能也不限於一次、兩次。在諾貝爾和平獎方面,達賴喇嘛已獲得過一次,今年我們推動中國民主黨得獎的努力僅差一步之遙。正如諾貝爾獎的影響衝潰了南非頑固的種族隔離制度一樣,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華人高行健,也預示了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的瓦解已經爲期不遠。讓我們大家再接在勵,繼續爲中共民主黨及其所代表的民主、正義力量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而努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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