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覆的歷史怪圈──我看深圳特區二十年
 
陳勁松
 
2000-11-17
 
【人民報訊】日前,深圳經濟特區舉行了成立二十周年的隆重慶典。江澤民、曾慶紅、錢其琛等中共高層要人出席了典禮,香港特首董建華、澳門特首何厚燁也被刻意安排在慶典上露面。

就中國的一個城市而言,深圳的建設成就算得上可觀。從三萬人口的一個小鎮,一躍而為一個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大都市;從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地方年財政收入1700萬人民幣,發展至今,深圳的年國民經濟產值已達1400億元人民幣,在全中國大中城市當中排行第六,而深圳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4350美元,超越了上海的3000多美元,更遠遠高於全國平均的750美元。

在慶祝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典上,鄧小平再一次成為主角,儘管此公早已不在人世。一尊六英尺高的鄧小平雕像同時在深圳蓮花山落成。江澤民則在所謂「重要講話」中反覆頌揚「鄧小平同志」的豐功偉績。

顯然,深圳二十年的建設成就被歸功於鄧小平,歸功於他對建立經濟特區的決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深圳特區的由來,完全因為香港的存在。因香港而有深圳,因澳門而有珠海。就整體而言,深圳是延伸的香港,珠海是延伸的澳門。前店後廠,或者前店後倉,是其間的天然關係。在深圳的二十年經濟發展中,香港起了關鍵作用。主要的建設資金從香港引進,主要的出口貿易從香港轉口實現,甚至於,主要的加工工業,也從香港而來。香港,是新時期中國經濟的火車頭,更是深圳經濟起飛的牽引機。

其次,深圳之所以能取得快速發展,與中共中央對它所實行的特級優惠政策密不可分。項目審批優先,手續從簡,企業免稅,出口退稅,這些「一邊倒」的優惠政策,都率先在深圳實施。更加上深圳率先拉開與內地的工資差距,大批人才湧進深圳。創造了深圳經濟起飛的天時、地利、人和。

從這些角度而言,毫無疑問,深圳的經濟發展,以犧牲內地的利益為代價。中國社會新的貧富分化隨特區的成立而加劇。深圳畢竟只是浩瀚中國之一角,彈丸之地,人口數百萬,不到全國人口的2%,若有人以深圳的成就,來概括全中國的現狀,則可謂大錯特錯。

鄧小平倡導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實為當時形勢所逼。六十年代之前,深圳,即保安縣,與香港的經濟水平尚相差無幾,豈料,資本主義的香港,其經濟在六、七十年代驟然起飛,遠遠拋離陷於紅色內斗中的中國大陸,而與世界發達國家比肩。

人往高處走。於是,自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深圳先後發生無數起大規模民眾集體越境逃港事件。到一九七七年,大陸人逃港已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顯示,自一九五七年開始,二十餘年間,偷渡香港的大陸人達119274人次,其中逃抵香港者至少達60157人。

是什麼力量吸引成千上萬民眾,冒著生命危險逃往香港?是富裕與貧困的差距。一組最生動的數字來自兩個羅芳村,這兩個同名村,一個在深圳,一個在香港新界,隔河相望。一九七九年,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相差竟達一百倍!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沒有什麼羅芳村,因居住那裏的人全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這些偷渡客聚居一地,乾脆重取了一個故鄉的村名。

鄧小平倡議設深圳為特區,除了對現實的屈就,還有他個人的私心。他去過美國、日本、新加坡,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在共產黨治下的嚴重落後,最羨慕的便是那些發達國家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的物質生活。要偌大中國盡快達到那樣的水平,絕不可能;搞幾個樣板或者窗口,倒有可能。一則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飽眼福,二則順便為自己青史留名。

深圳的建設,使中國版圖上又添了一個「西洋鏡」。這樣的「西洋鏡」,實際早在一百多年前便有之,那就是,在慈禧太后有限度的改良開放下,誕生的十裡洋場上海灘。同樣的歷史,從小鎮到大都市;同樣的模式,以外資為杠桿;同樣的功能,成為末代王朝下民眾放眼看世界的「窗口」。而深圳今天的成就,還遠不及大上海百年前的輝煌。鄧小平重覆這一歷史,是否要重覆清王朝覆滅的命運?

江澤民的姿態似乎暗示了這一宿命。在深圳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典上,江澤民報復性地拒絕了香港記者的到場和採訪。這一小心眼的非政治家姿態表明,中共當權者與滿清末代統治者的心態完全一致:可以容忍經濟改革,國門開放,但絕不容許政治改革,言論自由。(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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