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讯】三、"大批判"与诅咒巫术的共同文化特徵
作为原始时代和"文革"时代最流行的文化手段之一，诅咒与"大批判"当然有其重要而显著的文化特徵，而且由于原理与功能的一致，两者在文化特徵也必然是密切相通的。下面分析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项。
第一，诅咒与"大批判"之残酷性和野蛮性及其意义。
因为诅咒是对真实的驱鬼和降灾致害巫术的模拟，所以它就必然要充分体现降灾致害巫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否则诅咒也就失去了原的巫力来源。在更完整的文化背景上讨论"文革"野蛮性、残酷性与原始文化的关系，是笔者将另文详述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能够看到："油炸黑帮"、"踏上亿万只脚"等等"大批判"语言的凶残和野蛮，并不仅仅是宣泄憎恶之情感的方式，而更主要的是驱蛮的诅咒语言在"大批判"中承担着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不论毛泽东在"文革"中怎样号召"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28]，但此类"大批判"语汇却一直风靡全国。
人类学家对氏族部落中原始文化的调查说明："人受了施过巫术的长矛刺伤，唯一有效的疗法是采取厉害的反巫术"手段之一，所以它也就充斥于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之中，例如我国湘西苗族巫术仪式上对鬼的诅咒："开鬼肠，破鬼肚；破了鬼肚吃鬼心"[30]；再如汉代宫延驱鬼仪式中的对牛鬼蛇神的声讨："节解汝肉，抽汝肝肠！"[31]同理，当"文革"的发动者和参加者认定周围的"牛鬼蛇神"随时随地都在向自己"刮妖风"、"放毒箭"时，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最大限度地使"大批判"中，"痛打落水狗"、"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喧嚣才那样惊天动地。更让人胆寒的，是无数血淋淋的诅咒：吴□的屁股是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为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效劳。只要我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能剥也的皮，看他的骨，……[32]……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33]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34]用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千钧锤，把中国的赫秃刘少奇，砸个粉身碎骨，血肉横飞。[35]可惜我们今天只能引用这孤零零的片言只句，然而在"文革"的实况中，它们却是与那铺天盖地的野蛮之海汇集在一起的，而这种凶残的诅咒与野蛮文化体系共同的泛滥，正是"大批判"之"大"的重要内容。
从源头上说，诅咒本来就是原始血亲复仇的重要方法之一[36]，所以凶残的诅咒在"大批判"中的泛滥，其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全性非理性犯法和复仇狂热的极度膨胀给予强有力的刺激（例如"文革"时的"全国内战"有"文斗"、"武斗"之分，其中"文斗"的主要内容就是复仇式的野蛮谩骂和相互诅咒），以及促使"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越趋强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中野蛮文化内核的膨胀同原始的诅咒巫术一样，必然造成受害者极大的心理恐惧，而这正是它们能够取得巨大的巫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原因之一。
关于诅咒巫术如何引起被诅咒者的心理恐惧、甚至使之迅速死亡，人类学家曾有过许多真切的记述，例如：坎农亲眼观察到一位澳大利亚土人得知自己被魔法所咒，遂即患病鸸死。魔法的效果和其它无数形式一样，主要是间接地影响对方的精神状态，被巫者对自身受咒杀的感知愈深，说明魔法的效果愈强，直至他精神的天平完全失去平衡，内心彻底绝望，加这不思饮食、水米不沾，最后无法抗拒意识带来的灭顶之灾而以死亡告终。[37]（在非洲多布岛上）有一种最为项怖的称作"瓦达"的咒语。这种咒语是巫师亲自面对伤人念诵的。事前，巫师沮嚼大生姜，让身体发热以增加咒语的魔力，并且喝下大海水，使喉咙乾枯，目的是不会随唾液咽下自己恶毒的咒文。……近前后立即念诵咒文。受害人便会惊恐、痛苦地翻滚扭转，如失去理智的狂人一般，小便失禁，内脏受伤，精力耗尽，最后渐渐死去。现在看业，造成如此惨痛的恶果，与受害人坚信咒语的魔力有着重要的关系。[38]坎农除了记述许多此类受诅咒而死的实例之外，还详细分析了迷信诅咒法力的人因受到诅咒后的恐惧心理而可能引发的各种致命的生理反应例如交感神经一肾上腺系统的超负荷所导致的血压的急剧变化、脱水、休克、血浆从毛细血管中渗出等等，以此具体说明诅咒对被害者身心的巨大伤害。此外，他还指出：原始氏族中的成员"只有通过社区性活动，他们才能发展出强烈的集体精神来抗御各种能使他们的生活受到致命打击的神秘而邪恶的影响"，他一旦受到社会的诅咒，就由此"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人，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部落社会的支持。在被孤立期间，他信仰的那些恶鬼就会包围着他，得以恶狠狠地、不可抗拒的折磨他，从而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邪恶力量。这个被吓坏了的悲惨无助的受害者心中尤其充满了对死亡这一直接威胁的恐惧，……他的气力像流水一样泄空耗尽；在一两天内他就死去。"[39]与上述且诅咒而使受害者绝望而死、孤立而死极为相似的施虐方式，正是"大批判"对无数受害者身心的摧残。例如"文革"最早的牺牲者之一、著名作家邓拓，就是因为无力抗拒"大批判"的残酷诬陷和诅咒、以及千夫所指的可怕境遇，遂自杀而死：……这些日子，邓拓一直在极度抑郁和沉默中度过。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书房里，忧思如焚。……在报纸上那些文章（王注：指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月10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次日全国报刊转载的文元《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等"大批判"文章）里，《燕山夜话》、《三家村礼记》都成了言外有意的"反革命黑话"。……5月17日一天直到深夜，邓拓一直在伏案疾书，向党组织作最后的倾诉："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40]受害者在自杀前的最后一刻，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申明自己确信所有这些诅咒（"黑话"等等）的天然合法性，如些残酷和无法逃避的强制性逻辑，显然只能发源于原始文化的"神明裁判"[41].而更为残酷的，是"神明裁判"的强制性逻辑强迫受害者用自己对自己的诅咒和自己对自己的害。投身于"大批判"这种全社会的诅咒狂潮之中。例如天津市的一位女医生在1966年8月28日与其父母一同自杀（方式是三人权衡许久，最后决定由女儿先杀死父母，然后她再自杀）之前留下的全部遗言，即是将自己诅咒为充满毒质的"人民公敌"：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42]可见，诅咒已经被全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奉。
第二，诅咒之神圣功能的泛化，以及诅咒巫师的专职化。
因为咒语是最方便的巫术手段，它又能够随意模拟任何实际具体的巫术仪式，所以其应用日益广泛，甚至成为万能的工具。在西方的原始文化中，"没有东西能反抗咒诅的力量。……倚伏仗着手中的巫术曲调，就连月亮也可以从天上拽下来。"[43]我国晋代葛洪说："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随后他举出咒语有驱鬼祛邪、禳灾除疫、远辟毒虫、刀松不入、令水倒流，令敌人弩矢回射回自伤等等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奇效[44].咒语之神力的这种极度的泛化，典型地反映宗教的非理性内核的自我膨胀逻辑。
诅咒原本只是一种具体的对敌手段，但是后来它却如费尔巴哈所说，进而升格为能够满足人们各种愿望的神明，这种原始宗教自我膨胀的逻辑及其导致的结果，在"文革"时同样可以看到。例如那时任何事情都要"大批判开路"，每遇天灾人祸、歉收减产等等各种事故，亦都要"大批促大干"。不仅每个成年人和青少年都要按照毛泽东规定的"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也被训练得把诅咒作为生存的本能。例如在著名的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幼儿园里，"天天给孩子们讲路线斗争的历史"；"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还不会说话，但只要大人一喊%%$毛主席万岁%%$，他就笑举起小拳头，做出喊%%$毛主席万岁%%$的样子；大人一说：%%$恨恨刘少奇%%$，他马上就咬着牙，做出痛恨刘少奇的样子。"[45]"大批判"的这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文革"时政治极度庸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与上述趋向相应的，是随着诅咒巫术运用的日益广泛而出现了许多专职的诅咒师。早在《周礼》中，就记有专司职的诅咒的巫官，汉代亦有"秘祝之官"，唐代仅太医署就有"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标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近除邪魅之为厉者。"[46]而民间的"咒师"当然更不在少数。较之古代的这种专职化为人们熟知的，则是在"文革"时，"大批判"不仅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从业者数量极为庞大：上至姚文元等，下至各级舆论传媒及一切或大或小的社会组织中都必须设立的"大批判组"、"理论队伍"等，皆以"随时批判阶级"为神圣职责。特别是现代"咒师"姚文元、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组）、洪广思（即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罗思鼎（即上海市委大批判组）等等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这种状况对于全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语言模式等等的巨大毒化（例如不论是"四人帮"还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中冒死反对"四人帮"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敌人诅咒为"妖魔"、"毒蛇"），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诅咒原本就是以语言中的巫力和毒性为存在基础的，所以它的极度泛滥，也就必然最直接地把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相互仇恨的情感方式灌输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第三，"大批判"与诅咒在表述方式和语言习惯上的一致性。
"大批判"和诅咒既然都是要通过语言致害于敌人，那么这种语言在形式上亦必须具有能够致人死命的特点，上文介绍的"大批判"与诅咒语言的恶毒凶残，即是其典型表现。唐代韩曾记述当时驱鬼仪式上诅咒巫师的语言风格和文字风格：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谴虐鬼》）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恶毒凶残（"毒口牙"）是诅咒语言与生俱来的特质。
"文革"时凶残的诅咒语言我们已有举例，它们曾有过怎样惊人的泛滥也是举世皆知的，而现在更需要注意的是驱动这种毒质不断恶膨胀的巫术原理和巫术逻辑：几乎每一次"大批判"都必要加在敌手头上的罪名，必有"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等款，而所有这些罪名的深层，实际上都是对恶毒诅咒之效力的普遍信仰和极大恐惧认为越是恶毒的语言，就越能够对被诅咒对伤者（如"红太阳"、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等等）产生致命的伤害，于是就只能发明和普及更加恶毒的诅咒语言"以毒攻毒"[47]、实施反诅咒。"文革"时，有关"毒"的语汇铺天盖地既有用来诅咒敌人的，如"毒草"、"毒蛇"、"毒牙"、"毒素"、"毒根"、"放毒"、"毒箭"、"妖风毒雾"、"反革命互汁"、"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也有用来形容自己的，例如"中了资产阶级的毒"等等，即是这种原始信仰通过"大批判"而极度普及化的具体表现。而这种原始信仰的核心观念，乃在于巫术文化认为：异教神及其信奉者（异端、异教者）的灵魂、肉体、语言等等，无不具有剧烈而邪恶的毒性。例如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描写了女巫如何为麦克白炼制能够召唤鬼魂的可怕符咒。而炼制这些符咒所用的原料，除了有"豺狼牙"、"蟒蛇肉"、"蚯蚓刺"、"鸱枭翅"、"水蜥眼"、"鲨鱼胃"、"猩猩血"等各种骇人的毒物以外，同时还包括"犹太人的肝"！所以遵循这一古老的巫术原理，"文革"也就依旧认定牛鬼蛇神从头到脚都充满了邪恶毒性。因此，只有通过"大批判"而将更恶毒的语言倾写到他们头上，才能将这些毒质的具有者们致于死地。
与上述语言特点相辅相成的，是诅员是喧嚣的声音和不断重复咒语以加强其魔力。在巫术文化看来，凶恶的事物皆可以使鬼怪害怕、辟易，具体到诅咒，除了语汇的凶残外，声音气势的喧嚣亦是必需的手段。巫术文化还认为恶鬼惧怕巨大的声音，所以巫师驱鬼时往往要以鼓、爆竹等为神器。巫术文化的这些特徵让我们马上想到"文革"的"大批判"时那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责骂声，万人齐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歌声……。"大批判"的这种声威气势，不仅直接使被批判者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更主要的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给宗教狂和近害狂的极度膨胀以强大的刺激。另外，对诅咒的不断重复，也是强化其魔力的方法，例如：（"文革"时西北核试验基地）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48]（某地在给"黑帮"戴高帽子游行时，逼迫他们唱：）"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49]（三家村）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的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他，捣毁他！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材……[50]诸如此类对神圣判决的不断重复，当然都是为了把诅咒的效力发挥到极致。而随着这类杈端凶残而又声嘶力竭的诅咒之大普及，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彻底毒化和彻底单向化、以及"全民族的心理地狱"的降临也就是必然的。
诅咒与"大批判"在表述方式上又一重要的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竭力追求强横谲诳、气势凌人的语言风格。因为诅咒发源于孱弱的原始先了抗御凶恶牛鬼蛇神的强烈幻想，他们物质手段和理性逻辑思维能力的极度低下都决定了诅咒的效力只能建立在非理性逻辑和对恶鬼极尽仇恨的心理之上。而这一文化特质在诅咒在语言风格上，当然也要有最直接的反映。南朝文艺理论家刘勰曾总结：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文心雕龙·祝盟》）
咒骂作为"横扫牛鬼蛇神"的基本方式，在历代都有许多典型的例子，比如东汉著名的文学家王延寿记自己梦中惊怒于"鬼物之变怪"，遂奋起而骂鬼、杀鬼。他的这篇文章用了许多生僻的字词形容各种各样牛鬼蛇神的凶恶丑怪，但好在全文大致的意思并不难懂：不外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用尽一切有关打击、杀戮的动词和描述鬼怪失败溃逃的形容词，以便为自己扬威壮胆[51].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文章以这种煽情和善骂为基本风格，这当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因为狂热的情绪是巫术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到驱鬼巫术亦完全如此，所以古人说："以气凌人，则气盛而鬼不敢逼；稍有迁就，则气馁而苟乘之矣。"[52]毛泽东在通过编撰《不怕鬼的故事》而开始酝酿"文革"的"驱鬼战略"之过程中，亦反复强调"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53]又因为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原来用来驱鬼的诅咒亦被用作对其他政治敌人的声讨，故此上述文风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例如文学理论家刘勰曾概括古代军事檄文的风格为：竭力声称自己对敌人的讨伐代表了世界的恶贯满盈，同时奋扬怒火，使文章充满了"横扫"敌害的气概[54].中国古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残酷的政治厮杀，育成了许多这类奋其言辞、势吞仇敌的著名檄文，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专横的逻辑和语言而极尽对敌人的丑化和诅咒，并竭力声音敌人野兽一样的本性、他们为虐之烈，以及自己扫荡这些"丑类"时移山撼岳般的声威[55].这类檄文不仅都直接袭用着巫术文化视敌人为"豺狼"、"妖孽"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模式，而且借助于政治和文学的广泛影响而使之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社会性潜意识。又由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对这一政治和文学传统的模拟，所以其风格在"文革"时的极度炽盛也就是必然的。其中取法乎上者，可以连篇累牍地写出无气势如虹的"大批判"檄文；而才情贫弱者，也可以依靠把《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红宝书"中的檄文、以及"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等古来气吞万里如虎的名句喊得震天响而足具讨伐"牛鬼蛇神"的声威。甚至连当时数不胜数的"驱虎豹"、"风雷激"等等战斗队、造反团的名字，亦鲜明地带有上述语言传统的印迹。萧乾先生曾总结"大批判语言主要有两大特徵"："（一）重气势，也就是本着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形容自己的行动时用%%$迅雷滚滚，海涛澎湃%%$；描述对方时则用%%$阴霾 迷漫，邪气横生%%$.……（二）大批判语言的另一特徵是不屑说理。文章的份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从革命先贤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王注：显然，如果从文化根源上看，这两大特徵即来自我们介绍过的原始文化以敌人为妖孽和诅咒时征引神圣的传统）随后，萧乾先生特别提出这样的问题：大批判栏上的有些骂话，有时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因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一九）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56]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大批判"的这种语言风格及其文化内涵，的确都"早有其渊源"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批判"语言所造成的后果，还远远不仅是上述对煽情善骂文风的崇尚，较之这更为深刻得多的，是它以具有巨大"巫魁性"（马克斯。韦伯语）毒质的社会语言为工具而洗劫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并以"现代神话"虚幻的神圣性为范式而强制塑造了整个了族非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文革语言"的这种极为危害深重的文化功能，笔者将在叙述"文革"与法西斯主义文化环境的相似性时加以详细的论述。
注□见《社会学研究》（北京），1993年第3期第69-78页。
□（英）弗雷泽着、李安宅译《交感巫术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1页。
□□（英）基思。托马斯着、芮传明译《巫术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354页。
□□（德）恩斯特。卡西尔着、于晓等译《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0-01、82页。
□（英）马林诺夫斯基着、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
□[30]张紫晨着《中国巫术》，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9、173页。
□见《诅楚文》，《全上古三代秦仅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02页。
□[43]（德）恩斯特。卡西尔着、张国忠译《国家的神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6-317页。
[11]例如湖南侗族民众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鼓乐鞭炮声中，聚众用扫帚扫寨，并同时念诵"扫除一切是非口舌、乌烟瘴气、盗贼瘟疫"的祈语。又如贵州苗族民众每年要由巫师挨家挨户"扫寨"除魅，并同时念咒驱鬼，这种仪式成为当地的宗教节日。详见莫福山主编：《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中国劳动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又如在汉代宫延驱鬼仪式（"大傩"）中，巫师就一定要手持扫帚，张衡《东京赋》记载："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巫觋操（《文选》卷三，63页，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影印本）；而列即是扫帚。
[12][50]姚文元《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见《红旗》1966年第7期10、19页；第13页。
[13]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1966年第14期20页；古人认为魔鬼经常幻化为苍蝇，详见（清）袁枚：《子不语》卷四"鬼多变苍蝇"条（岳麓出版社，长沙，1985年版，80页），可见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后来的无数红卫兵 腥酥钢の?$%苍蝇"，这原本出自一种很古老而又流行的诅咒巫术。
[14]《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抱朴子内篇校释》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4页。
[1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斩（李）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虺氏。……（李）等伏诛，改姓虺氏。……（李慎）流于巴州，改姓虺氏"。（王毅注："虺"即毒蛇。）
[16]J.施普林格、H.英斯季托里斯《巫女之锤》，转引自董进泉着《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宗教裁判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17]红尖兵《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1967年7月22日《解放军报》。
[18]以虫诸种扫荡害虫的民间风俗，详见莫福山主编《中国民间节日辞典》第293、50、304－305、294页。
[19]宋兆《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20]《宋书》卷七《前废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6页。
[21]《辽史》卷五十一《礼志三。军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5页。
[22]例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不敢西射，畏轩辕这丘；"《山海经。大荒西径》："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299页。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一《陆梦龙传》，第6263页。
[24]见《史记》卷三《殷本纪》、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版，第104、3234、1632页。
[25]宋光着《巫与巫术》227页、270页，与这类原始习俗一模一样，"文革"时亦往往是一并袭用以上诸种巫术方法。例如杨锋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大批判"："（1966年8月）有一晚上，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默存（王注：作者的丈夫、著名学者钱钟书字默存）背上给抹上睡沫、鼻涕和浆湖，……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将茶饮》1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中国巫术信仰认为：睡沫可以禁鬼并使之失去幻化惑人的魔力（详见〈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南阳宁定伯条"，199页，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以及今人陈来生着《无形的锁链神秘的中国禁忌文化》163－16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所以历代人们对于邪恶之物，往往向其吐唾沫以求去崇避邪，比如古代小学中的记述："至今抗州人……若说道许敬宗，便人人厌秽，个个吐口涎沫。"（〈明〉周清源着：《西湖二集》第三十二《薰莸不同器》，61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抗州，1981年版）"文革"中极为流行向"牛鬼蛇神"啐吐沫，则显然是这种驱邪巫术的延续。
[26]中国民间流行用狗血畜烘之类污物驱灭鬼魅、破除妖法，大量古代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中都有对此的记术。关于这种巫术方法的原理及其在"文革"中的广泛运用，笔者将另文详述。
[27]陆志天《邓拓，我们就是要半倒你！》，1966年5月9日《解放军报》。
[28]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182页，1967年7月出版，书中未注明出版者和出版地。从本章已有的介绍中可以知道："砸烂狗头"的口号，显然是以诅咒语言对自古以来砸烂鬼神和人物偶像以为厌胜等巫术方法的模拟。
[29]（法）列维一布留尔着、丁由译《原始思维》第270页。
[31]见《续汉书。仪礼志中》，《反汉书》3128页。
[32]《工农兵群众批判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1966年第6期11页。
[33]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反工作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转引自高皋、严家其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34]湖北省红卫兵歌谣：《刘少奇算老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1968年版，第49页。
[35]佚名《献给工人同志的诗》（二首）之一《砸狗头》，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63页。
[36]例如我国古代女真族"国欲：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定一经诅祝，家道辄败。"（《金史》卷六十五《谢里忽传》，1540页，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版）又如族人在受阴谋伤害后，通常是以"反咒"加以报复。反咒仪式上，在"正面绑敌方主人夫妇草偶的（木板）下面，写上以牙还牙的咒语，大意是：你怎样咒死，也把你咒疯！"（马学良、于锦绣、范惠娟着：《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303页）
[37]（美）S.南达着、刘燕鸣、韩养民编译《文化人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87年版，第293页。
[38]王贵元着《女巫与巫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39]沃尔特。B.坎农着《"巫蛊"死亡论》，见史宗主编、金泽等译：《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97页。
[40]顾行、成美《千古伤心文字狱邓拓之死》，见《作家文摘》第85期（1994年8月12日出版）。
[41]在亚、非、欧洲众多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流行有"神明裁判"，其方法是：遇双方发生争执时，即由巫师主持，在神的监临下架起油锅，把油烧沸，让双方用赤手从锅中捞出某物，理直者因有神佑面必无恙，而伤手者必是因理屈触怒了神明。类似方法还有双方一起诅咒发誓，理屈者必被神明判处随诅咒语中规定的报应。对于这种裁判的方法和结果，无论是否反映事实，双方都必须绝对对服从，否则会遭到大众的强烈谴责和习惯法的严厉制裁。这种神判方式往往造成当事人极大的心理恐惧，甚至迫其自杀。（详见夏之乾着：《神判》1－32页）
[42][48]冯骥才着《100个人的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6页。
[44]见《抱朴子。至理》，《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03－104页。
[45]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46]《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第1876页。
[47]"以毒攻毒"是一种很古老的原始文化观念，古史中就有帝"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等恶鬼必须用最凶恶狠毒的手段才能对付。
[49]甘铁生"虔诚的日子"，见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31页。
[51]原文为："吾含天地之纯和，何娇孽之敢臻！尔乃挥手振拳，雷发电舒，昔斤游光（王注："游光"以下至"赤舌"皆为诸种鬼魉，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颅，扑苕荛，魉，搏，蹴睢盱，剖列蹶，掣羯孽，劓尖鼻，踏赤舌，……于是群邪众魅，骇扰遑遽，焕衍叛散，……鬼惊魅怖：或盘跚而欲走，或拘挛而不能步，或中创而宛转，或捧痛而号呼，……嗟妖邪之怪物，敢于人之正度！"（《艺文类聚》卷七十九，1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2]（清）纪昀着：《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4页。
[53]详见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69－70页。
[54]《文心雕龙。檄移》："天子亲戎，则称恭行无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征诛。……使生如冲风所击，气似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惩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文心雕龙注》378页）这里所说的"枪"即是慧星，民间称为扫帚星，可见自古以来这类声讨文章就要具有一种"横扫"的气势。
[55]例如孟子对异端思想家的声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本2714页）再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掎其后；若举炎火以飞蓬，覆沧海以沃炭，有何不来者哉！"（《文选》卷四下四，618页）又如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武则天）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残害忠良。……爱举义旗，以清妖孽。……班声动，北风起，剑气冲面南斗平。暗呜则山岳崩颓，叱□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九，2009－2010页，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影印本）
[56]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副研究员（邮码：100732）
原载《青年思想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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