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觀上看，任何經濟體制的目的都是旨在通過制度架構最大限度地促進財富的增長，但不同體制誘發出的財富量卻有霄壤之別。這就導致我們去關心不同經濟體制之間的差異，而經濟體制的差異正是來自這種體制的構建者對人的某些特質乃至本性的看法的不同。從知識、自由、財富三者之間的關係上就可以看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理論基礎上的根本區別：絕對的全知論與相對的無知論。

絕對的全知論主張：1所有的知識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而且其總和是固定的；2所有的知識儘管是分散的，但卻是可以集中的，並且被少數（政治）天才所掌握；3知識可以通過人爲的手段被合理地配置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它有這樣一種妄想：確有某個（些）人能夠掌握所有的相關知識；而且，根據這種鉅細無遺的知識可以通過設計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就象柏拉圖設計的理想國那樣。這便是計劃經濟所依據的知識論。

相對的無知論認爲：1所有的知識和信息並不構成一個整體，事實和信息是不斷變化的，所以，知識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總和；2知識可以交流，可以擴展，但卻不可能完全集中於個別人或個別機構手中，更不可能被個別人所完全掌握；3知識是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只能通過市場才能得到相對有效的分配，才能使創造知識的人得到最爲合理的報酬，否則，勢必會造成知識閒置和人才浪費，從而侵蝕到創造知識的積極性。這則是市場經濟所依據的知識論。

現代人已經變得十分不願意承認其在知識上的總體侷限性，知識的侷限似乎隨著科學進化在不斷的消失。這種盲目的自信是來自對科學的任務和能力的錯誤看法，即認爲科學是確定具體事實的方法，而且科學技術的進步將使得我們能夠確定和把握我們所需要的全部事實。我們知識的侷限不是科學和理性所能克服的，它們的作用恰恰在於使我們認清這種侷限。科學和理性都不能幫助我們克服這樣一個事實：沒有人能夠、而且也沒有必要去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知識，人所能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真正智慧，不僅在於意識到自己已經知道多少，而且更在於意識到自己的認識能力和知識範圍的侷限性。

無知究竟是什麼？人們可能會說，是缺乏知識的狀態。但是，人們在事實上處於無知狀態時，卻自認爲自己無所不知。先知、巫師就特別擅長"知道"他們所根本不知道的東西。有時，出於（尤其是政治）利害的考慮，權貴絕不願也不敢承認自己無知，如安徒生童話中的穿著"新衣"的皇帝。可是承認無知的不可避免性是個人自由的基礎。如果有全知的人，如果我們能洞察並預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一切的一切，我們也就沒有多少自由了。自由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爲它爲不可全知、不可預見的事物留下了空間，爲我們實現自己的目的提供選擇的機會。全知的假定之所以剝奪自由是因爲它沒有爲可錯性留下空間，它要求人們始終走少數人所發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只有那些追求真正自由的人才把自己歸入無知者的行列，而有些自奉的智者卻強制世人放棄自由，追隨他們所發現的"終極真理"。

全知論給計劃經濟的運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若是把社會中的資源統歸給一個單一的政治實體（通常是政府）來分配，並作出經濟決策，就會出現知識短缺和知識傳遞上的問題。政府必須爲稀缺的知識找到一個效率最高的用途。政府要想成功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需擁有大量的知識，而且必需擁有它在事實上不可能擁有的全部知識。政府把資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之前，還務必首先要明確這些用途是什麼。面對這些不可克服的無知，政府在決策時的主觀主義就在所難免。所以大部分行業和資源，一旦完全爲政府所支配，其畏縮和枯竭就成了必然的結果。所以，對糧票管制得越嚴，就意味著大米越少；權威流失越嚴重，經濟發展的步伐就越快。這雖不合乎理想，但在一定時期內，卻是活生生的事實。依據無知論，政府則儘可能地把決策權分散開來。否則企圖去集中不能集中的知識，被集中起來的實質上就有可能是無知。

全知論還蘊藏著極大的不道德性。當一個人具備能力、並掌握了知識和決定生活目標後，若仍被強制棄其知識和目的而屈從政府的安排，即便由政府來替他的行爲負責，他也會失去道德感、成爲不道德的人，因爲他不必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他把自己的知識和無知轉嫁給政府，要政府替他負責，這無疑是在瓦解個人的道德責任感。若是他被強制按照政府的意圖行事，卻又必須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政府就處於一種不道德的境地。

從知識的角度看，自由的前提是人們所在的生活環境允許人們作出自由選擇。個人能置身於可以自由運用其知識服務於正當目的的狀態。而且只有在個人能夠根據其所掌握的有限知識決定其個人的行動時，才有可能有限地利用分散在千百萬個人手中的知識。同時只有他自己才能決定其知識用於何種目的時，他才是自由的。相反，若是由政府來決定每個人對知識的運用，乃至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見解、知識、機會和追求，必然會造成對知識的輕視、對無知的助長，造成自由因而也包括財富的失落，最終導致秩序的崩解。試想個人若是沒有創造財富的充分自由，哪裏會有國民財富的迅速增加，因爲產生財富的先決條件是個人擁有創造財富的充分自由。

基於無知的不可避免性，沒有任何權力中樞能夠充分掌握分散在個人手中的全部知識。若是剝奪個人使用這種知識的機會就會因此限制這種知識所可能帶來的好處，從而不僅給個人而且也會給公衆造成損失。所以，只有在沒有統一目標的秩序中的人才是自由的，若是某一秩序把公共目標強加給個人並追求這一目標，就只有把個人變成秩序機器上被指定部位的零部件，這樣也就根本談不上個人的自由了，也就妨礙到個人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而市場經濟除了其經濟職能外，還最佳利用了人類最稀缺的資源：知識，並通過賦予人們以選擇和創造的自由，寶貴的知識才得以成爲寶貴的財富。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劉軍寧簡介：安徽人，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研究員。現在爲中國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員，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著有《權力現象》（香港商務印書館、臺灣商務印書館）等。(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