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访谈节录(二)
 
——我的大学: 不安的环境及女友的告密
 
2000-10-20
 
【人民报讯】转(小参考)第939期
  我的大学: 不安的环境及女友的告密

  陈:周围的环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吗?

  高:实际上马上就来了,什么反右运动呀,什么58年的交心运动呀,完了就是大炼钢铁,简直就是胡闹。因为我过去生活的影子还在,总希望自己轻轻松松地活着,所以对那些事,在我的良心来说,抵触就特别大。我觉得呢,有些事情简直就是胡闹,像站在别人屋顶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后挥着杆子到处吆喝等等。于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骚。就是因为这些牢骚,我被认为是团也入不了的人。还有就是我常发表一些怪论,但那也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怪论,因为我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当时的《青春之歌》很热,团支部就组织学习,不管是不是团员,所有的青年都得读,还得讨论。但是,我却连三页也看不去。我就对他们说:这书也没什么吧。这种言论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言论。

  但是我却目睹了他们是怎样批斗右派分子的。我们新生进校的第一课的政治教育就是参加高年级的斗右派。我们只是列席,插不上嘴。当时只是觉得这些学生好可伶呀。他们一个个被叫上来。

  陈:你们的系有多大?

  高:我们的法文系不大,每个年级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两、三百人。这些右派学生后来都不见了,会开完后就被押走了。这批人大概有上十个吧。我们开始都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都被直接送去劳改了。

  开始时,我没受过什么批判,只是在班上的小批评,因为我的言论。从此我就觉得说话要小心,并觉得周围的学生如此积极地向党靠拢,觉得很古怪。人都这么积极地向党支部、团支部汇报思想,而我因为从来没有汇报过,于是就被别人认为是思想黑暗。然后呢,还因为跟同班的女生谈恋爱,结果她把我跟她谈的话,包括我对《青春之歌》的牢骚都汇报了上去。后来,党支部就找我谈话。我这才知道他们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他们那时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况,还给了我一些告诫。因为我有了防备,所以就还好没出什么问题。从此我就更不再说什么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陈:那你的那个恋爱关系呢?

  高:那当然就没有了。接着我就组织剧团。这个剧团没有活动到两年。我们是个小剧团,但在学校演出都很轰动。每个人演的都不错,是契可夫的东西,还挺洋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反修,人艺也演过它。后来还排了拉丁美洲的戏<<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戏。校方对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后来还是找了我谈话。

  陈:你在这个剧团中的角色是什么?有多少人?你自己参与演戏吗?

  高:我是跟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同学组织的这个剧团,叫海外剧社。我们真正经常在一起排戏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在中间作过导演,也演过莫里哀的戏,用法文演的。因为我们这是个非组织的活动,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中间一个团员也没有,又不是学校出面组织的,所以叫非组织。其实,学校有自己的剧团,像宣传小分队。只是他们做的事情越来越无聊,一天到晚大跃进啦,活报剧这类政治化的、宣传的东西。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倒还演过几场像什么曹禺的《雷雨》之类的戏,之后就没有了。以后因为我们搞了这个非组织的剧团,学校就要我们停止活动。对我来说,剧团已经搞过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写戏、写小说里头。

  后来我又组织串联了另一批考进北京的中学老同学,碰巧我们的成绩依然都很好,其中有两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地质学院的,一共五、六个人吧,我们就在校外的紫竹院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们大家都写点东西,也有写诗的。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没有什么顾忌,什么都谈。我就在那次的聚会上第一次谈到将超现实主义的创作作为范例写东西,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作品看。当然没有想出版,只是自己互相看并论。其中一个朋友就讲到了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因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后来,我也找来看了。看到了当时苏联一些平反的情况,其中一个艺术家因为搞了形式主义而被枪毙。我在想,因为形式主义的罪名就能枪毙人,那我们这样搞不就很危险了吗?

  由于我在艺术上的早熟,所以我对政治上的这种宣传非常反感。因为这个事情,我就开始用法文读东西。我们比较正式的聚会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后人就没有凑齐,只是三三两两的聚会,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各类的事情,常常发狂言:“那些人宣传的文艺简直就是狗屁,算是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尽管没有走得很远,讨论的是苏联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我开始注意到布莱希特,他也是马列主义,但是布莱希特还是受到控制。这些都是在内部资料上看到的。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青艺的导演,我从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书、黄皮书。黄皮书比较厚,灰皮书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包括罗素的一本哲学书。法文中也读到了萨特编的《现代》杂志,还有法共的一些东西。在大学里别人都不懂现代主义,所以我完全没有人可以谈,只有北大的那个同学英文好,一起谈的比较多。我们谈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贝利亚的恶行。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下面胡说八道,且对我们小儿科式的教育无法忍受。我们当时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读了很多马列原著,像列宁的哲学笔记我在大学就读了。那时的哲学课教辩证唯物主义,太小儿科了,所以每到上课,我就坐在后排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时我觉得马列还有点意思。除了马列,我还读了康德和黑格尔。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当时刚刚出版,我自己就花钱买了一本。

  因为这些,让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在高一的时候,我跟同学闲谈过去家庭生活时,曾讨论过一个很深刻的哲学问题。那是在我俩刚拉完提琴以后,在音乐的感触下,我突然指着一个墨水瓶,问他那是什么颜色?他说是蓝色的,因为它上面写着蓝黑色。我说,我也同意那是蓝色,不过,我看到的蓝和你看到的蓝是不是一个蓝?我们用的都是一样的词,但是,我们的感受却不一样。这样一来的问题是,人们到底是否能交流?实际上,我在中学时就已经有了一些哲学思考。我们家里有《大众哲学》,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费希特、贝克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当时就曾因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这个感觉只有我才存在,由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因为感觉是不可交流的。这么一来,那些似乎看起来合理的理论、教条,都是可以怀疑的。我的这种潜在的怀疑到了大学就进一步发展了,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否定唯物主义,只觉得唯心主义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就跟原来其中的一个同学开始讨论哲学,有了不少书信的来往,幸好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发现。我们常常在想,到底活着有什么意思?到底这个存在是个什么东西?到底社会中我跟他人之间存在的这个畏惧有什么意思?

  而学术界里讨论的问题却很无聊。记得关于美学的讨论,有一篇姚文元写的文章挺可恶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点了他。实际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红色就是革命的,审美的标准是客观的。而我则指出:审美没有客观的标准。我就举了悲剧的例子,讨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我居然还把这篇文章寄了出去。但是在学校里,我却不跟人家谈这事,只是跟我的要好的中学同学谈了。我的那个同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马雅柯夫斯基写的《澡堂》就比较深刻,觉得要写就应该写这类的东西。当然我们还写一些诗,属于现代派倾向的那种,这样就种下了后来的种子。当时已经在反右了,又开始了反修,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是绝对不能向外谈的。而苏联当时正搞得很厉害,开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我就设法去找当时法国出的报刊来读。这些报刊很多也是左派的,还有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包括萨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但这些报刊披露了很多关于俄国文学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触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贡的作品。当然阿拉贡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产党人》翻译出来了,基本没什么人读过它,只有第一卷有人读过,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读了。尽管我还想找这之外更超前的东西,但《共产党人》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现代主义的了。他们的共产党跟我们大陆的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我也了解了北欧的工人运动,没想到还有另外那样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高尔基早期的一些戏,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让我觉得革命和艺术实在是无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当颓废的。接着我又看了一些非常边缘的东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鸭》的作品。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说什么,觉得它跟我在中国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又觉得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从那时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莱希特那样的戏。就这样,我那时大部份的时间都是在内心里渡过,读了很多书,一直到工作分配。

  高:分配工作时,别人都愿意往外交部去,我则捡别人都不愿去的工作,结果就分到了外文局。我以为到了外文局可以读书的,可以读到外国的作品,结果到了那以后政治的环境比学校的更厉害,那时整个的社会空气也更加厉害了。

  陈:那时是六一年、六二年吧?三年自然灾害给你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变故?

  高:我是六二年毕业的。我母亲就是在六零年死的。她是六零年第一批下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很积极的,结果累死了,就淹死在河里了。

  陈:怎么叫累死的呢?

  高:她因为很积极。别人下农村是因为被点到,不能不去。而她则是第一个主动报名。别人去了以后,都比她滑头的多。而她在过去的家庭里没受过苦,也不懂得耍滑头。她一个人干别人两个人的班。因为别人找了借口溜回南京去,所以她就顶了那人的班,一天干十六个小时。再加上又很节省,怕我暑假回来没有营养,就把一个人定量的鸡蛋省下来等我回家。因此身体浮肿,也虚。后来有天她执完夜班家, 在河边一下子。。。后来验尸时,医生说她不是淹死的,而是脑血,突然休克才掉下去出的事。

  陈:你妈妈的职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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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这是哪一年的事?

  高:是在庐山会议以后。那时是党内和军队内部清洗,从那以后他就失势,靠边了。后来他就养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后台陈毅下来以后。他跟陈毅的私交很好。我们后来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的时候,陈毅去看他,告诉他“党内出了大事,我们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面都不知道”。后来伯父感冒住院,一针下去就死了,在军医院,到底是不是谋杀都不知道,无法知道。后来我们为了解他的事到处奔波,到了卫生部,负责人也是他的老战友。那时四人帮刚台,他的职位刚刚恢复,也是从乡下刚回来。我们跟他讲到伯父的事,老头叹了口气说“这样的冤案太多了,根本就没法管”。

  陈:你妈妈的死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高:打击很大,但当时并没有跟政治环境联系起来。我得到学校的通知,就马上回了家。学校当时可以说是很没有人情的,并没有告诉我实情。我那时还在图书馆借书,他们说家里有事让我回去,我说就去买票。他们说好好好,回去就好,并没有告诉我是我妈去世。实际电报上是:速回,妈妈病故。结果葬礼等不到我,因为我买的是慢票,学生票。我还耽误了一天,因为买书,有想给家里买一些北京小吃什么的。

  陈:你有没有什么预感?

  高:完全没有。等到了家里,我才知道。因为夏天,等不到我就火化了。所以没见到,连我母亲的遗体都没见到。这就是我母亲的遭遇。我父亲在文革试图自杀,自杀未遂给救了回来。然后文革一结束,他被平反。一平反,刚恢复了工作,补发工作。他正满六十岁,马上就要退休。当时还想让他留任,但他已心灰意懒。这时,我已经一切经历都有了。经过文革的折腾,可以说我一切都懂了。我就跟他说就退休吧,去玩吧。他退休后,第一次到北京来看我,才来了一个星期,玩了颐和园刚回来就咳血。医生一检查,当时说是肺有问题,什么问题不清楚。所以为了细查就回南京了,一查是肺癌,没过三个月就去世了。之后我的生活就是压抑,全部就是压抑。我没有一天看得到有个出路。

  陈:你说你是六二年去了外文局。那时的环境比学校的生活压力还要大,政治控制还要严厉。


  高:那时我只是知道,我自己所想的东西是很可怕的,我所写的东西是不能给人看的。我的那个同学就干脆不做了,回到他的数学上了。当时他发了一个谬论,但还没有敢讲毛泽东。他只是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早就过时了。因为他自己搞的是很尖端的数学。在学校里发了这么一句牢骚他就被人告了。然后就为了这个,他就被送到农场里放了八年的牛。非常可怕,就为了那一句话。后来,我们偷偷见了一次面,什么都谈了。我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一直到下放。

  陈:你在外文局里具体做什么?

  高:翻译。那时都是毛泽东的书的推销和国外的发行。书已经翻了。我当时在国际书店的发行部门,后来转到了《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是向国外的左派宣传毛泽东,也就是送毛的书。我们联系国外左派的书店、左派的政党,给他们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寄毛泽东的书,实际上就是送。


  陈:你当时做这些事时有什么感觉?

  高:极无聊。我的感觉是,在上班时我没活着。我只有到回到家,回到我的小屋里才回过神来。上班要毛选学习,下班还要毛选学习。回到家得晚上十点,这个时候才是我的时间,我才开始写我的东西、看书。我通常熬夜到三点才睡觉,有时是通宵。上班我就迷迷糊糊,但那也好应付,都是公文处理,很简单的。一到工间操或者午间休时,我就睡觉。所以人家觉得我是瞌睡虫,并不知道我在干些什么东西。

  陈:那你文革期间的感情生活呢?

  高:那就很多,不宜在这儿讲了,在小说里写还可以。那时是不能谈恋爱的,男女的关系挺可怕的。我幻想中的爱情是彼此间可以交心的、非常理想化的。但是,现实中这样的女孩子找不到。她有可能立刻就把你给汇报了。我在大学中就有过这样的经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曾有个前妻,那时我们俩隔着很远谈恋爱,她不在北京。我原以为我可以影响她,但是影响不了。因为那时人人都要进步,人人都要驱除阴暗的心理。她就总批评我,不要我胡说八道,说我不安心工作。她知道我想写作、想当作家。后来她就告诉他们我在写作,但是在写什么不知道。她不就是为入共青团嘛,又不是入党要求的那么严格。他们对她说,你没什么问题,就进来吧,跟大家一起进步。后来,她的领导做镇,让她入团作了干部,否则她在国家机关里无法工作。

  整个外部世界到了文革,一下把我打醒了。。从抄家那天开始,这个梦就无法再继续了。抄的是我同屋,他是我们办公室的副科长。这个同屋是老中央大学的大学生,所谓历史有问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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