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写作姿势
 
2000-10-19
 
【人民报十九日讯】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写作姿势也千姿百态,有为财富的,有为名誉的, 有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为发泄的,有为爱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 他的写作是为了信仰,生活的信仰、宗教的信仰、或者──政治的信仰。 信仰的崇高和坚定,使写作成为喷油井般不可遏制的冲动、成为生命本身 的需要。当写作给他们带来伤害时,他们不是停止写作,而是采取另一种 写作方式──或者转入地下,或者流亡海外。

  诺贝尔文学奖所偏好的就是这样一种写作姿态。

  刚刚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旅法华裔作家高行健所持有的正是这样 一种姿态。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生于江西省赣州,写过诗歌、戏剧、文艺批评 等作品。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在十年文革的动荡岁月里, 他提着一箱子书稿进了干校接受再教育,又经历了上山下乡,早年的许多 作品都被销毁。1983年,又遭医生误诊患上癌症,1979年出国。高行健的 许多作品都由于种种原因被封锁。他在1983年的剧作《车站》引发官方的 反精神污染运动,86年的作品《彼岸》被禁后,他在国内再也没有作品。 1989年,他的所有作品全面被禁。高行健于1987离开中国,并以政治难民 的身分定居法国巴黎,并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中文和法文创作,1992年, 法国政府授予他艺术与文学骑士。他目前是法国公民。

  特殊的经历也许注定了高行健特殊的政治姿态。他说:“我选择的是 逃亡,流亡西方,也不隐讳我这流亡作家的身分,并且公然宣告过,有生 之年,不再回到一个极权政治下的所谓祖国。”,“我己经选择了流放国 外,这使我能畅所欲言。”,“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会参与政治,但这不 代表我不会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我会继续说我想要说的话。”

  高行健对文学与政治间关系的看法十分明快,他既不把政治批评当做 作家的工作,也不刻意地回避对政治的发言。道理很简单,如高行健所说,“人面临政治或社会压迫,不能不抗议”。他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 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的说法,他认为“文学可以触及政 治,但文学也应超越政治。”、“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因 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

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实的感受,才有 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这种特殊的政治姿态是通往诺贝尔圣殿的良好契机。是符合诺贝尔评 委们的审美情趣的。也许,在高行健身上,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政治,为文学平添了光环。

  特殊的政治姿态造就了高行健特殊的写作姿态。

            边缘的写作姿态

  高行健的边缘性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从地理上讲,海外华 人是边缘一组,他们既是两个民族的公共部分,有同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 个民族,他们可以从一个特殊特殊的角度看问题,适当的距离感使他们能 保持更清醒的头脑和更敏锐的眼光。从心理上讲,高行健的作品属于试验 和先锋一类。人们对高行健的名字感到陌生,除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海 外出版的,还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相当的先锋性,一般人读不大进去。

  实际上,高行健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以其“论现代小说技巧”而名噪一 时,当时文坛并把他和冯骥才、李驰、刘心武,并称为“中国寂寞空旷天 空中飞起的四个漂亮风筝”。就某种程度上来说,高行健对推动中国小说、 戏剧的现代化,其影响力和积极性还甚于冯骥才、李驰、刘心武等人。因 为他不但在理论上阐释了现代派小说、戏剧,省去了后来者很多摸索的时 间。实务上他也组织了“小剧场话剧”,并写出了“绝对信号”、“车站”、 “野人”三出戏剧,因而又被称为文坛的先锋人物。

  请看几段旅美作家刘再复的评论──

  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不但有很高的创 作技巧,而且有很深广的精神内涵,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一个重要的突 破。特别是《一个人的圣经》,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大时代的悲剧性诗意。 这部小说是诗的悲剧,悲剧的诗。……是一部中国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

  他的戏剧取得很高的成就。他的剧作《绝对信号》开创了大陆的实 验戏剧,他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戏剧创作最丰富的人,也在世界上产生了 最广泛的影响。他的戏剧,是一种非常尖锐的思想,和一种非常新颖形式 的完美结合。

  高行健的创作原本可成为大陆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绝媚俗, 转而力求更真实、精确地呈现历史。坚持艺术创作的纯净本质,勇敢、果 断地走进现实,走进生命本体,并且以高度的才华,把所拥抱的现实与生命体转化为强悍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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