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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英雄」孙志刚
孙志刚为何会被「收容」，或许得从他被警察认定为「三无」人员的那天晚上说起。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左右，离开出租屋、打算去网咖的孙志刚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清查「三无」人员的警察。 2004年，一家陆媒在刊发的《2003年06月23日：孙志刚死亡真相》一文中写道，当晚「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左右，他又「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在这里被认定为「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后，他又被警察送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此处，他被关了9个小时，以为「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就能「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但中转站却将他送到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就在这个名为「救治」、实际上却能让人「站著进来抬出去」的死亡之地，孙志刚被活活打死了。 根据上述文章所揭露的「救治站黑幕」，好端端的人会在救治站被打死，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在这起「孙志刚案」中，被判死的主犯、救治站护工乔燕琴曾在被抓后冰冷地表示，「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反正（把人）打死也没事」 。当时，他指使其他被收容者群殴孙志刚，也只是因为嫌他「太闹」。 从该救治站的一份死亡记录上能看到，仅在2002年最后三个月以及2003年1月的头20天里，这里就有「相当数量病人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6、15、15和12」，且原因不详。在孙志刚死亡前的3天内，还有两人也突然病死，另有一人因「头部挫伤，颅内出血」而亡。 实际上，救治站认定的「病死」未必属实。就孙志刚而言，他的死讯被传出时，救治站对外宣称，他是「猝死」于「脑血管破裂」、「心脏病」。但根据法医尸检后得出的结论，孙志刚是「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了「创伤性休克死亡」。从受害者「遭受钝性暴力」及其「背部可见多处条形下出血」来看，凶器很可能就是救治站里清晰可见的塑胶警棍和电警棍，这类器械一般只掌握在护工手里。 有资料证实，广州市救治站里的护工都是保全出身，他们平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暴力手段「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有律师表示，要知道孙志刚死前，是否有护工用警棍对其进行殴打，「只要播放当时的监视录像就可以」，但最终「这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并未出现」在法庭上。 也就是说，即使有护工被判死，此案的真相也没有被完整地还原出来。此外，如果护工被证实能像吃家常便饭那样，动辄就用警棍对被收容者行凶，管理护工乃至整个救治站的负责人就不该只以「从犯」的角色被轻判。有网友表示，孙志刚不会是第一位受害者，这种与黑监狱无异的救治站也不可能只有广州这一家。在当地民政局和公安局的批准、安排下，该救治站被安置在了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的大院里，并由精神科大夫来负责被收容者的治疗。 政府把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迫害。广州当局敢公开这么做，不过就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江泽民当政时期，司法部门被赋予了井喷的权力，而将公、检、法全部纳入麾下的政法委又是由江积极打造的；执法者所参照的不是法律，而是当权者的意愿。除了江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违宪的恶法也一直在为恶人壮胆、撑腰。 有资料记载，这部名为「收容遣送」恶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11月11日，它出自于中共公安部的《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其目的已经毫不避讳地显现在标题中。然而，基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所明文规定的「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中国大陆1954年的宪法还保留著「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字句。这意味著，公共安全部当年那份报告从一开始就是违宪的；警察若无正当理由，「制止人口自由流动」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中共明知「就宪法的基本原理来说，作为公民，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许可的；作为政府，凡是未经法定授权的都是禁止的」，然而为了让违宪的政令合法化，中共竟在1975年时，将有关「迁徙自由」的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了。 从那以后，户籍制度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枷锁，「暂住证」也因公安部1985年制定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而走向合法化了。 直到今天，中共都没有恢复中国人的「迁徙自由」。而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1992年，中国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搬上了台面，严令「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办理暂住证，否则就视为非法居留，须收容遣返」。 在具体实施时，各地执法者又将「三无」人员，即无三证（包括身分证、暂住证、务工证）、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人简单、粗暴地认定为需要被收容的「流浪者」。 孙志刚已在广州一家公司入了职，但因「处于试用期」，警察就大笔一挥，记下他「无稳定生活来源」。由于跟朋友租房，警察也认为他「无固定住所」。说那晚他出门时没带身分证，可隔天就有朋友送到了派出所。尽管朋友提出为他补办暂住证，但警察却表示「没有进行核实必要」，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请求。 那个被判「错误收容孙志刚」、入狱两年的警察在法庭上说，自己是「替罪羊」，只是「根据广州市的有关文件」，「执行了上级命令」而已。他始终没有体认到，他所执行的文件本来就是恶法的延申，执行恶法就等同于作恶，「替罪」也是他善恶不分的结果。 在中共麾下，是非、善恶不分并非始于执法者，此现像在立法的时候就存在了。 对于「广州市规定，没有广州市暂住证和正当生活来源即应被收容，持有身分证者不能排除在外」的无人性要求，一个参与制定了《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的官员公开辩称，广东省的法规似乎更有人性，因为只规定「『三无』同时具备，且流落街头者方可收容」，若「公民有身份证明但未随身携带，公安部门应予以查核，如确有合法身分证明不应收容」；这也是「依照中央文件执行的」。 其实，这种比烂的逻辑很符合中共官媒向来所宣称的「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的说法。但仔细想想，中共的出发点是为了百姓好吗？ 如果真是如此，为何在1998年，也就是中共将「迁徙自由」从宪法中删除的20多年后，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呢？要知道，该公约第9条已明确规定，「除非依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12条也规定，「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之人，在该国领土内有迁徙往来之自由及择居之自由」。 这种差别对待只会让人看到，中共从来都没把中国人当人。的确任何人都有「迁徙自由」，然而在中共看来，大陆的亿万韭菜根本就不是人。于是，专门针对韭菜来剥夺其自由的恶法不但出炉了，还被推行了长达几十年之久。有良知的法学界人士一直在振臂高呼，希望废止恶法，但最终却收效甚微。中共麾下的各类执法者依然「毫不动摇」地秉承恶法，以「有罪推定」这种带有明显恶意的方式侵犯著中国人本该被宪法赋予、围绕著「迁徙自由」而展开的各类自由。 2003年6月20日，强制推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下令废除了，此举被视为中共「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但同时，一篇由多名学者联名发表的《关于立即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呼吁》文章却写道，「孙志刚的遭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民工同胞和父老乡亲命运的一个缩影 」。很显然，恶法的牺牲品不只孙志刚一人。 另有文章补充道，在「收容」之网越撒越大的过程中，「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 面对中共的铁拳、铁腕、铁律，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长期处于噤若寒蝉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没机会出现在公众眼前的「收容」致死事件肯定还有很多。而他们的亡灵决不可能只因一纸政令被废止而得到些许宽慰。作为恶法的牺牲品，其冤屈很难被昭雪。 如今，一部恶法被废除，但违宪的罪魁却依然没被绳之以法。中共若继续以暴力治国，中国人因被剥夺人权、自由而死的案件就不会停止上演。不受法律约束，毫无底线为所欲为，这样的刽子手若集党、政、军大权一身，其治下百姓又怎会有安全感？△ （人民报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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