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回憶!翻譯巨匠傅雷夫婦之死(圖)
 
佚名
 
2016年4月3日發表
 



翻譯巨匠傅雷夫婦合照。



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

【人民報消息】翻譯巨匠傅雷夫婦的憤然辭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準確地說,是在1966年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系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10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在一次專門爲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沉重回家。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彷佛靈魂已急不可待。

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經過從這年8月底開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着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已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裏面是幾個裝着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下︰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裏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偉大的領導人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爲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爲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 代付9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 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託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 故老母剩餘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 舊掛錶(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600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600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3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3張,作爲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3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啓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俱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爲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傢俱,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傢俱,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侯公家決定。

使你爲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託,諒之諒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這是人類歷史上只有爲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作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將智慧賦予人的堅忍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裏所受的種種橫暴︰

爲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挖地3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裏的月季也連根撥掉;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

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彷佛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現在讓我們費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里的漂亮女主人。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鑑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煉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在之美。

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在給兒子傅聰的信裏,她這樣解釋自己︰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爲我太了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爲人正直不苛,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他,我原諒他。」

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種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現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權主義者,自以爲是的「知識女性」,張牙舞爪的「女強人」們所無法理解的。她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爲之落淚的程度。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裏商量過什麼,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小時。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裏,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愛人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

這對她來說,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死亡︰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影響了別人的休息。

翻譯家傅雷漸漸淡出了當代人的視野,但他一生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編者改動一字一句。傅雷還把這種嚴謹的爲文之風用在教子上。他不僅把巴爾扎克的系列小說翻譯給中國讀者欣賞,還爲世界人民獻上了一個音樂家——他的兒子傅聰。

傅雷的這一作風,在他辭別人世時表現得尤爲突出。臨走前,他沒有忘記託自己的內弟朱人秀上繳當月55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表,一箇舊掛鐘,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爲她過渡期的生活費。他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最後剩下的53.3元又託付給朱人秀作爲自己與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費。沒有一絲一毫的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國傑出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後的家書。這是寫給其內弟朱人秀的遺書。遺書讓人們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有宋美齡的照片,可這兩件東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於傅家的。

他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分子、一介書生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噎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就這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婦辭別了動亂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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