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
 

我所见过的莫言

王容芬

【人民报消息】我和莫言有两面之交,不是交情,只是两个彼此都在的场合。他可能早忘了,我也是现在才想起来。

第一次是1989年5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头天傍晚,《读书》杂志的王焱上门通知我,学生在广场绝食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首都知识界支援学生绝食团,就是说陪着学生绝食。那些日子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首都知识界发公开信、组织游行声援学生反腐败要改革的行动。我跟着签过名、游过行,因为认同这场运动反腐败促改革的主流思想。那天早上9点,我如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绝食的组织者李陀和王焱以及李陀夫人张暖忻已经先到了。陆陆续续由来了不少人,现在记得起来的只剩张郎郎和莫言了,前者带来一幅横标,到底是中央美院的,连本次绝食都做成了艺术品。至于后者,则是听张暖沂说,莫言是总政的。好嘛,现役军人也入伙了,不过没穿军装,也没戴帽子,留个背头,前面头发脱了不少,透着精明。民主讨论,多数人不看好绝食这招,最后一致决定务实,凑钱买尿桶,送到纪念碑前,解决燃煤之急。

第二次见到莫言在2009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热身会上,他是贵宾,我是听众。之前媒体报导,著名作家莫言称,如果法兰克福书展邀请戴晴和贝岭,他将不参加。热身会在赛凡提斯会馆,中国代表团坐在左边,戴晴他们坐在右边。轮到戴晴发言,左边的中国人呼啦啦起立,全走了;过了大约一刻钟,又都回来了。带队的梅兆荣说:“我们抗议你们邀请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所以退出会场;但我们又回来了,继续参加讨论。”轮到莫言上台演讲,我才知道他来了。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他那怪异的发型,可能是为了护秃,头发从耳朵上面分缝儿,极不合理地向左一边倒,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莫言发言得体,不像前面队友那样急赤白脸,也没被台下嘘。他说,因为生病,本来没打算来,可是夫人有指示,要他买一口德国出的高压锅,只好来了。总算完成了使命,他会带回德国的优质高压锅,可是另一口德国媒体让他背的黑锅,他要留给德国。最后他又讲了中国人编的那个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两个人一块散步,过来皇家车队,歌德站在路边脱帽鞠躬,贝多芬则傲视权贵。他认为,作贝多芬容易,作歌德难。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买的那口高压锅是否真是德国制造,别是Made in China,回家交不了差。莫言先生笑着回答:“确实是德国制造。”对第二个问题,那口黑锅是否是Made in China,莫言先生没回答,脸色很难看。其实是他让德国媒体背了黑锅,媒体的消息确实来自中国。有人问他为什么退场,答曰:“去厕所了。”时事沧桑,20年把一个热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头。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网上到处是他的照片,那个一边倒的大左头又回到了八九年的背头,虽然秃,可是顺眼多了。如今莫言有钱有名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中国人没有的话语权,我真心希望广场上的莫言回来。他可以作贝多芬了,那一刻起,他说的应该都是他想的。他说不后悔抄了毛讲话:“因为我认为这个《讲话》还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讲普及跟提高的关系,他说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还有《阳春白雪》是吧,讲这个民间艺术跟外来艺术的关系,讲生活跟艺术的关系,他讲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他讲作家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还是认可的。因此我抄了这个《讲话》。”

他忘了,他抄的并不是这一段,而是关于党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的两段:“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重要。”

莫言就是莫言,既不是贝多芬也不是歌德,明明错了,还要偷换概念为自己开脱,把退场说成去厕所;把与异议人士不共戴天说成生病不想来,甚至栽赃德国媒体;把白纸黑字抄的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态度说成生活与艺术。那么,去重庆挺薄、写打油诗歌颂唱红打黑,“举国翘首望重庆”,又做何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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