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
 

愚蠢

郑岩

【人民报消息】愚蠢之人向来不自认愚蠢,反而常常自诩聪明。聪明之人往往不自作聪明,反而常常肃然凝重。

愚人节日,对愚蠢人事的热嘲,那是智慧之神掀动的渴望聪明的潮涌,让人们在笑声中卑夷愚蠢,诀别愚蠢。

愚蠢,作为个体,其人其行已不是善良之人嘲讽的对象,弥足令人怜悯。

愚蠢,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与时畸变,把独裁制下的愚蠢推上了孤岛独峰。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愚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任何暴力革命……都似乎是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某种人的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阻碍和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

多年前读着上面的引文,就想这位聪明之人对今天中国的情况分析得入木三分。再看,不对了。人家说的是当年的希特勒德国。作者迪特里希‧明霍尔(1906——1945)德国牧师,神学家,因反抗纳粹被捕、被绞死,他的《狱中书简》名于后世。这位神学家虽然死了,他的思想却生动地鲜活着,证实着在一党专制的天朝所发生的制造愚蠢的无耻之极。

在谎言被包装成比诚实更诚实人的嘴里说出,当年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批知识精英轻信了毛的共对自由民主的期许而误入了《共同纲领》所设置的圈套,纷纷去了北京,以图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大圈套。小圈套就是“请你们帮助党整风”,即不久被毛自认的“阳谋”。为什么那东西不讲信用?那东西说:不怕天灾人祸,就怕知识份子发议论。他看得太透,知识份子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和想往,是横亘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王朝宝座前面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此,独裁者不惜把百万知识份子或夺其生命,或夺其心智,为其“长治久安”的梦想祭了坛。这是当代中国制造“愚蠢”的第一座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标志:中国第一代群体性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潮涌就这样被毛共挹息了。

以“反右”为“划时代”,中国知识份子饮恨黄泉,一部份饮忍耐机,一部份为老小生计而疲于奔命,一部份甘为人役而屈从,“适者生存”,“活命哲学”日渐兴旺起来,小聪明,小精怪遍地皆是,不是鹦鹉却会学舌……作为人,那与生俱来的鲜活的、昂然勃发的创造力,三才合一的聪明智慧,都被这场洪水猛兽肆虐殆尽。

武力剥夺加上屈从武力淫威而甘愿——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郭沫若、王芸生二人就是这样告诉天下世人的。郭沫若在诗、戏剧、历史、考古、书法、社会学诸多领域堪称现代中国全才,顶尖人物。他为了谄媚毛的“百花齐放”而胡啖了百朵花,其中的喇叭花这样写:“喇叭花,像喇叭,嘀嘀哒,嘀嘀嗒”。有人评说,这不是花,是“狗尿苔”。他临死前不久,说自己全部作品都不是东西,应该烧掉。毛为什么不给他戴上“敌”帽,是为了给自己作托、作衬。王芸生是中国现代新闻界的拓荒者和问鼎者,对自由民主也有清沏的见地,《大公报》已说明一切。1949年王来到“解放区”,就把天津《大公报》易帜《进步日报》,后去上海,不久发表文章《<大公报>新生宣言》,称自己“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反右后,王奉毛命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向自己最珍贵、最引为自豪的,也是全国同行最为骄傲的一段历史泼污……

邓拓、傅雷、翦伯赞等,他们都是在一个方面卓有建树、享有盛名的知识份子,他们不甘于毛党给的污名,认同了死了比活着好,与那个可诅咒的领袖和党作了永别。但死也有聪明的死和愚蠢的死之分。他们几个就属于愚蠢的死。邓说:“我的一颗心永远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傅说:“我儿子是叛徒,死有余辜,我是渣滓”。翦则高喊“×万岁”,一个不过瘾,要再加上两个,后一个是“万万岁”。这给当代和后代心理学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在极权者的迫害狂虐杀下死去还会这么地——“心向着”,高叫着?!

生命诚可贵。极权者的罪恶有千件万件,但根本的是,极权需要愚蠢,愚蠢孳生盲从,盲从的儿女是奴才。他们已不是正常人的原生态,他们消失了活脱脱的滚烫周流全身的热血,丰润滋养容颜的水分,支撑直立的灵魂。这一切是极权者为了“维稳”继续着制造“愚蠢”的核心部份。

这是一厢情愿所拨拉的如意算盘。将近1亿勇士退出邪恶组织,是聪明的壮举,这一壮举的持续涌动,将使世界的东方天地翻覆,人人更加聪明,东方智慧的伟大新兴已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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