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孫女孫穗芳

美籍華人孫穗芳1936年3月19日生於上海，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孫女，是孫科的第三女。現任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等，在深圳創辦了孫中山心血管醫院，著有《我的祖父孫中山》和《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等書。

1948年，孫穗芳畢業於上海世界小學，1955年在上海第八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她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她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有這樣的成績，卻不許進大學深造。在收到「不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孫穗芳被派出所人員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在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腳踢，叫嚷著要「槍斃他」。19歲的孫穗芳被嚇得不知所措，有人對她咆哮：「你以為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

孫穗芳回憶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

沒路可走時，她想到了從未謀面的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來到北京，沒想到宋慶齡因風濕病去了外地療養，撲了個空。她想在做建築師的舅舅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家落落腳，舅舅當時正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媽卻在見到她的當天去派出所匯報了。而以前在上海的老鄰居、時任郵電部長朱學范的兒子朱培英，也聽從父親的勸告不敢留她過宿。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縮影，由於恐懼受牽連，人的心理都變態了。

孫穗芳在完全絕望之際，就死馬當活馬治，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把自己的苦衷告訴了她，「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可見宋慶齡只是個政治花瓶，連能否保護孫中山的孫女都沒有信心，「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孫穗芳把宋慶齡的信當作救命稻草寄給了高教部，才獲准第二年有進入大學讀書的權力。

孫穗芳回憶說：次年（1956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讀建築系，這並沒有使我的思想負擔減輕。 他們逼我承認出身於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甚至在公開場合，我也時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濟三年，每學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裡學生黨支部書記的旁邊，作業時常被抽查，所有筆記本都要定期交出來，以便他們檢查我的思想。期終考試我得了滿分五分，經過重新評分，結果只給了我一個二分岸岸不及格的成績。所有的教授都說我不用補考了。結果，在成績單上，我的分數被填成三分，勉強及格。

孫穗芳回憶說：由於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為有「毒素」，於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濕陰冷，睡的是泥土地，這段時間造成我全身風濕性關節炎，至今沒有治癒。讓我干最髒最苦的活，被認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個方式。因為我的出身，我得用勞動來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做了一場噩夢。

1959年，孫穗芳因母親嚴藹娟患心臟病，獲批准前往香港探親，1962年入讀香港大學商業學系，孫穗芳於1963年嫁給屆時的香港首富王時新之子王守基，後移居美國夏威夷。

在孫中山的孫輩中，唯有孫穗芳一人在中共的統治下受苦，正因為她親身經歷了共產黨的恐怖統治，才會和同父異母的姐姐孫穗華、妹妹孫穗芬的低調不同，她最知道國父孫中山的思想理念對中國人多麼珍貴，她今生受的苦都是為了不屈不撓的宣傳祖父的偉大思想。近年孫穗芳往來各地為其捐贈的國父銅像揭幕，並計劃最終送出100座國父銅像。

孫穗芳說，在大陸「甚麼都可能發生」，單是她送的國父銅像，便有大陸城市曾將其破壞擊碎並變賣。她還說，1981年到南京中山陵祭奠祖父時，發現墓頂的國民黨徽消失，後在其強烈要求下，中共南京當局才同意修復；2011年5月再次造訪，發現墓旁的「會議通則」石刻又被抹掉。

在辛亥革命百年、中華民國成立百年之際，孫穗芳透露10年前2001年江澤民當政時，以「辛亥革命90週年慶典」的名義，篡改國父孫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宣稱孫中山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政策。為此，孫穗芳憤怒指出，這是「刪改歷史」，並特別緻函江澤民，表示抗議。

孫穗芳說，隔年2002年江澤民回覆，表示願意資助辛亥革命活動；2008年江又重提贊助，並指「1000萬美元也可以給」，孫穗芳拒絕了腐蝕。

她說：「這些錢不好拿，拿了就不能自由宣傳（辛亥）革命了，他們要修飾，但這是愚民，要洗去祖父辦（辛亥）革命的形象，我辦不到，這是扭曲歷史基礎。」

2011年國殤日，六四屠殺之地天安門廣場上豎起了孫穗芳的祖父、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山寨了62年的非法政權已經危機到如此程度了。△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