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 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农业部有一套推算方法。2006年3月，国家农业部曾公开通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 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在此，农业部是根据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两亩计算，得出此结论。
农业部以全国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人均耕地的推算方法其实简单易行。不过，中国的人均耕地早就下降到人均两亩以下。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1.59亩，十年之后，即2006年已降至1.39亩。从1996年到2007年11年当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1.25亿亩。以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了人均 1.4亩，至2007年为止，全国约有8928.5万多失地农民。
从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失控状态，占用农村耕地更多。国土资源部曾于2006年4月开始，在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开办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项政策给全国各地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20多个省市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 “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强拆民房，农民被当地政府用暴力“打”上楼的事例屡见不鲜。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拆村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至今未见有详细数据，但至少不应低于2000万。
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估计，中国已有失地农民1.2亿左右。
这场拆村运动让数千万农民失去了的不仅是家园，还有未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是无法就业。近七、八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与院校做过区域性失地农民调查，基本上都承认一点：35岁以上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40％。但我觉得这一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广东省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远比中西部地区多，很难设想他们的工作机会竟会比其它地区要少。
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已经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失去耕地、无业可就的伪城市化，就是1.2亿“钱云会”们产生的中国大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