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位剛從大陸來訪的學者，我叫他「高級知識份子」，他認爲這不夠，應該去做「公共知識份子」。

那天回家的途中，經過歐洲一個小火車站，趕上不少遊客上車，車廂裏一下子站滿了人。擠到我跟前的一位小夥子，標準的中文「你好」兩個字，便自我介紹了他是大陸同胞。我趕忙收起對面空座上堆放的東西，給他騰座。他卸下揹包，緩身落座的時候，靦腆得臉都漲紅了，這讓我對面前的這位年輕人立時有了幾分好感，是一位知道輕重好歹的後生。

從年歲和文縐縐的書生氣，我猜想他是留學生。聊起來，知道他已經「出站」（博士後工作站）幾年了，現在是歐洲一家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訪問學者。我不禁問，你才多大，就有了這樣的學歷和經歷？他說自己屬於80後。

他有點兒誠惶誠恐地說，其實也沒有什麼真才實學，政治課一直讀到博士都是必修課，耽誤多少時間啊。我納悶，現在大陸的大學政治課怎麼開法？他說，政治課老師基本上照本宣科，在應付差事，下面根本沒人聽的。有的老師撇開課本，講西方的黑格爾哲學。我問，按教學大綱該講什麼？他皺着眉頭說：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說完，他和我都笑了。他說，他們學生都有經驗，考試前的那幾天，要給「狂背政治」騰出時間。他想起最後一次政治考試的試題是「談談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拿起試卷他傻眼了，後悔竟然一次都沒翻過那本小冊子，而且老師在課堂上一個字也沒提過，現在他對「科學發展觀」一無所知，又不能交白卷，他就根據字面的意思，按自己的理解寫的答卷。下來一問，完全寫成了另一個意思，和標準答案不沾邊。慶幸的是，老師讓他過了，說明老師也反感。

聊到國內的學術環境時他說，學術圈的氣氛不好，現在的教授號稱「表格教授」，整天忙着填寫各種表格，參與、爭取撈什麼好處。做學問的少，都花精力搞關係去了，在謀求官職上。教授頭銜不像在歐洲這麼有地位，受人尊敬。國內教授不搞行政兼職，不當科、處級的官，沒人買賬的。能不能申請下來科研基金，不在於課題本身重要不重要，看申請人手裏的權力、活動能力大小。

他說自己讀博的時候，給教授做過打工仔。沒辦法，別人都做，你不做？像這樣傷害人心的事情很多，不好說的，學生各種各樣的壓力很大，包括經濟上的。有名牌大學，每年都有跳樓的學生，一年裏不止一起。出事後，校方馬上封殺校園網，刪帖，下令不許外傳。當時他和同學就聯想到，一個學校尚可，一個城市，整個國家是不是也在封殺，刪帖？出來一看，比當初想像的還厲害，國內的消息過濾得真乾淨，要害問題都見不到的。我周圍的人，對政府的一言堂很反感，敢怒不敢言。

他說自己原本不打算留下來，出來是爲了開闊一下眼界，甚至想帶走點兒先進技術回去發展。當有一天自己意識到，可以暢所欲言了，沒有顧忌地在表達思想意願的時候，他才感到外面的自由空氣是多麼難得可貴。他真不想再回到那種時時處處「不敢」的日子裏了。

說到國內優秀大學生還在往外跑，首選美國留學。他說，真想做學問的，想在學術上有建樹的都想出來。國內那種環境裏盛行歪門邪道的一套，你沒有精力去周旋。像我這樣的，就不會有大出路的，連房子都不敢買，買了就是房奴。考試畢業造假的人，有點兒不敢出來，在外面不容易混過去。借學術往上爬，撈好處，還是在中國合適。

聊到中國近代史的一些歷史事件。他說，出來看了不少東西，挺震驚的，比如抗美援朝，天安門「自焚」案等等的真相。歷史和現實都扯了那麼大的謊，還能讓人相信你什麼？

他多次談到體制問題。說他周圍的同學同事，對政府非常反感，私下裏沒有不罵的。即使媒體不報導實情，但是看到聽到的也不少了。強拆，就是政府僱土匪在拆人家的房子，搶人家的地。那麼多的下崗職工和農民真是沒有辦法，在受欺壓盤剝。供個孩子上大學，要一家人出力，看不到是國家辦教育，感覺國家在從教育上賺錢。看到了下面多數人生活得很苦，這些社會問題很普遍，好像無解，大概只有從制度上才能去解決吧。

我們又談到信仰。問他：「信神嗎？」他愣了一下，然後說，信不信神，不太好說，但還是有個信仰比較好。「相信善惡有報嗎？」他馬上回答：我信！

下車分手前，跟他聊到了「三退」大潮。我說：既然你認爲中共很壞，也不信馬列主義那一套，爲何還站在中共的組織裏面？何不退出這個邪惡的組織？他笑了，點點頭。

儘管他沒有吐露什麼個人的艱辛坎坷，但是我能感覺到，這是一位來自平民的莘莘學子，想做學問的本份人。他「憂國憂民」的那份憂患意識，是良知的流露，也是一種社會的責任感。今天，很多中國學子並沒有忘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包括80後的年輕學子，他們知道，僅僅「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是不夠的，還應該按「公共知識份子」的標準，做社會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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