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自由身份的陳用林在華盛頓聲援退黨集會上。
【人民報消息】去年的今日，我從中共駐悉尼總領館出逃，並於6月4日在悉尼馬丁廣場紀念“六四”集會上宣佈脫離中共，成為中澳之間的一起棘手的外交事件。西方主流媒體視之為爆炸性新聞，將此事與前蘇聯駐澳使館三秘帕特洛夫於1954年出逃事件相比，一時間沸沸揚揚。今年“六四”紀念日在即，回想起去年出逃情景，我百感交集，思緒萬千。現將出逃經過及其後活動簡要記述，也算是對自已作一個小結。一、出逃與獲得簽證
2005年5月 26日，我毅然決然地踏上人性自由之路，訣別我渾渾噩噩的前半生。對此，我無怨無悔。儘管我和太太作好了應對一切的心理準備，但此後爭取簽證的過程實際上十分複雜，透著詭秘，危機四伏，考驗了我的意志。當天上午，我向澳移民局駐悉尼商業區辦事處提交了政治庇護申請，移民局立即通知了中領館，整個過程讓我十分困惑。我們在不安中匆匆地跳上火車，逃離到距悉尼1小時車程的高斯福鎮。我們事先在那裏租好了房子。第二天傍晚就接到移民局難民與人道組官員的電話，口頭通知我的政治庇護申請已被拒絕。我當時反覆要求對方書面答覆或者安排一次會面。
5月29日，機靈的太太發現了一些可疑的蹤跡，確信是中共特工找到我們住地了，但因不瞭解虛實，他們暫時按兵不動。我們突然進行了轉移，應該暫時甩掉了尾巴。31日下午，澳洲外交部主管禮賓的官員A從堪培拉趕到悉尼，與2個移民官一起在一個非常侷促的移民局小接待室“審問”了我。大概由於我是一個人的緣故，A表面上以禮相待，但言辭十分粗暴，甚至揚言“澳洲沒有國際義務”。在我指責她“不是來幫助我”時，她的口氣緩和了許多。她表示，基於外交的原因，政治庇護申請已被拒絕，唯一的選擇是申請難民資格，但成功的機會是“極端不可能的”。（恐怕絕大多數讀者分不清“政治庇護”與“難民資格”的區別，我當時也不清楚。）
6月2日，我向移民局提交了難民申請。我在自己聯繫媒體同時，立即通過他人轉告民主人士秦晉，請其為我籌辦一個新聞發佈會。6月4日我便出現在馬丁廣場集會上。我本就口拙，不擅演講，又是第一次在公開集會上發言，所以儘管有所準備，但仍然很緊張。
此後，在綠黨的幫助下得到了“難民建議和個案服務”組織（RACS）的律師幫助，會見了綠黨參議員布朗和民主黨參議員德絲帕雅，又參加了難民日集會和聲援我全家的熱心人士集會。記得有一次天剛擦黑時從律師辦公樓一出來，就發現遭人跟蹤。當時幾個跟蹤者把手都插在口袋中，我們現在想起來仍心有餘悸。在此期間，我接受了無數媒體的單個採訪，主要集中在澳洲和美國的主流媒體。後來，獲悉中共駐悉尼總領館與澳移民局私下達成關於在輿論冷卻下來後悄悄遣返我們全家的協議。為此，我於6月22日舉行了一次專門的新聞發佈會，進一步揭露澳中勾結以民主人權價值換取經濟利益的骯髒交易。
全球法輪功人員以及民主人士和無數網絡作家等都給予了聲援和大力支持。迫於輿論和反對黨的猛烈抨擊和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民主國家和人權團體的壓力，澳大利亞政府加快了對我難民資格審批手續。我們全家於7月8日拿到了澳洲的終身保護簽證，終於鬆了一口氣。
陳用林在悉尼。
事情遠未就此結束。8月15日在赫斯維爾鎮一家餐館，有人竟然偷著對我全家進行錄像，此人十幾分鐘前還在我們的住處外出現過，額頭上還有一道似被軍帽或警帽壓過的印。當時因搞不清中共特工有多少人接應，擔心吃眼前虧，所以就慌亂地走掉了。我們出門時遇到至少2個華人拿著手機在打電話，其中有一個目不斜視地快速與我擦肩而過。這時我才意識到，我在中共外交部的朋友關於“斬首行動”的消息是準確的。有了這次經驗，10月22日在巴黎凱旋門下遇到一名壯實的、持多次入境澳洲商務簽證的男子和 2個以上同伴對我再次偷拍時，我迫使對方刪除了我的照片，並由同行的法國朋友及時攝下了其中1人的尊容。今年2月14日在悉尼馬丁廣場逗留時，我再次發現 2個可疑華人。還有一次發現有一個走路呆板得像軍人模樣的人跟蹤。相信以後這樣的事還會有，我還將一一通報對此感興趣的部門。澳洲親共華人僑領在我披露澳洲有1000多個特工和線人後不去譴責中共，反而指責我，在中共駐澳機構的鼓噪下搞甚麼“陳用林現象對華人傷害”的定調討論，放出“華人之中沒有間諜”的鬼話。可見，中共半個多世紀的精神控制和精緻的謊言宣傳沒有白做。因為有中共如影隨形的存在，華人永遠擺脫不了為共諜服務的形象。也因為有中共，華人在海外才會受西方主流社會的歧視。受中共的精神操控，華人自成一個小圈子，甚至不必會講所在國的通用語言就能在澳生存，永遠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拒絕接受西方民主人權文化和先進的價值觀。澳洲政府近期提出將推行入籍考試制度，要求新移民必須瞭解澳洲的價值觀和具備一定的英語能力，此舉旨在推動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這對華人移民是個福音，有助於剪除中共的黑手，消除對中共的恐懼和依附。
二、安家與繼續參加良心事業
在拿到簽證後，不少人勸我安心生活，不要搞甚麼早已聲名狼籍的民運，更不要與法輪功混在一起。我的答覆是，我為保存良知而出逃，我不能因為出逃成功反而失去良知。做個平凡的、有良心的人是我一生的追求，是我做人基本原則。我不做民運，不做法輪功，只想做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
法輪功受盡迫害，對生命的理解過於神聖和沉重，我做不了，但受到我的高度敬重。法輪功是被中共拚命抹黑的信仰團體，受盡中共的冷酷迫害和屠殺，是中國大陸苦難至為深重的人們。在當今時代，對法輪功的態度是一桿衡量一個人是否具有良心的道德秤。法輪功的苦難天地為之動容。如果你漠視法輪功所遭受的慘絕人寰的迫害，甚至貶斥法輪功，你多半中了中共的圈套，抑或你是毫無良知的人！法輪功在西方已經家喻戶曉，得到幾乎所有人的同情與支持，已經成為“受到酷刑迫害與折磨”的代名詞。解除對法輪功的迫害就是中國人人性恢復的標誌。因此，只要我還能夠起一絲作用，我就不會停止為法輪功呼喊，為拯救中國人的人性與良知而盡我所能。有人說我是“法輪功的代言人”，我為此感到榮幸！我願意成為這支結束中共暴政的重要力量的代言人。
也有不同看法的。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說我是 “一個背叛祖國的人”。這雖然遠不如憤青們用“賣國賊”一詞來得痛快，倒是讓我有個提升的空間。殭屍尚存的匪首毛澤東說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對於上述看法，根據毛匪的強盜邏輯，似乎應理解成“一個熱愛祖國的人”和“愛國者”。實在是溢美之詞！彷彿如同有些記者說我是“人權活動家”一樣。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只要人們說我是個“有良心的人”就心滿意足了，也就不枉此生。民主人士、網絡作家楊天水先生的文章《恐懼和良心推動了陳用林先生》比較接近我的思維。天水先生剛剛再次被中共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2年重刑，這篇文章應該是他“罪證”的一部份。這更加激起了我要求提升為“愛國者”的熱情，恐怕只有盡早推翻中共，天水先生才能夠早日出獄。
出於良知，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過去一年中我做了一些本應該做的事。去年7月以來，我先後應美國國會、歐洲議會、比利時弗拉芒議會、英國國會等邀請就中國人權和法輪功問題進行作證和演講，出席在澳大利亞國會參議院就澳移民部近年出現的問題舉行的聽證會，會見了許多議員、政府官員及其助手，在華盛頓、布魯塞爾、巴黎、科隆、柏林、漢堡、納也納、倫敦、哥本哈根等地接受當地主要媒體的採訪，對華人社團和一些大學作了演講。由於要趕回澳洲參加參議院的聽證會，在華盛頓的時間很短，沒有時間接受一些電視媒體節目製作要求。
歐洲之行，我是與良心警察郝鳳軍先生一起去的，歐洲大紀元、人權無疆界、英國記協、法國記協、德國人權協會等提供了無私的幫助。我們讓歐洲德語、法語、荷蘭語、英語、弗拉芒語系的人民確信中國存在“蓋世太保式”的秘密警察系統，即“610系統”。
在維也納向聯合國酷刑報告人諾瓦克先生大力推薦高智晟律師，相信有助於諾瓦克先生一週後對中國酷刑的首次考察。在德國和英國的活動，由於巧遇胡錦濤的訪問，媒體的熱情特別高，尤其富有戲劇性。胡在柏林牆倒塌16週年紀念之際到訪德國，而我在英國會演講時，胡恰巧同時同地到訪。莫非天意如此？在媒體的壓力下，布萊爾在第一天尚不願表示將向胡提人權問題，在第二天英外交部發言人即表示將“肯定”要提。在英、德兩地的示威人員都被安排在歡迎儀式背景的最佳位置，警察空前友善。
從歐洲回來後，我繼續參加人權日活動、綠黨關於要求取消澳政府對法輪功在中共駐澳使館門前示威限制動議的遊說活動、越南社區電台和9號電視台的節目、抵制中共對澳洲文化滲透活動、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維權絕食運動、在溫家寶訪澳期間向澳洲兩院議員發公開信等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在9號台做“純屬虛構”（Hypothetical）節目時，同台表演的澳移民部長萬斯通在遇到我時十分緊張，我向她表示感謝發給我全家簽證，然後請她關注中國高智晟律師的維權活動受到中共毫無人性的打壓情況。她表示注意到了高律師的情況。
三、信仰與人性自由之路
我們這一代文革期間出生的人既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不幸的是生在血旗下，長在血旗下，從小高唱“東方紅”，骨子裡浸透著共產黨的毒素。我輩都是無神論者，在中共淫威下過著膽顫心驚、苟且偷生的生活，終生面臨的是死後屍骨無存、形神俱滅的恐懼。無信仰，把自己交給中共邪魔，正是我輩最大的悲哀。
幸運的是我輩還親眼目睹中共在“改革開放”中見光腐爛現象，見證了振聾發聵的89天安門民主運動事件和令人髮指的中共鎮壓法輪功暴行，感覺到了波瀾激盪的歷史脈動，沉睡的良知也在甦醒之中。我們的生活閱歷比以往任何時代的人都更豐富，千年文明的大轉折必將在這個時代發生。歷史給予我們救贖的機遇。
陳用林在2006年6月4日紀念六四討論會上，向六四死難者默哀。
我從未停止過參悟人生的真諦。中學時因突然感覺形神俱滅的可怕，連續好幾個月吃不香睡不好，懷疑自己得了精神分裂症，強迫自己與他人一樣面對生命的無常。無神論是殘酷的，我相信許多意志力不夠的人會常常失去自控。後來，我學會“以牙還牙”“生存就是鬥爭”的哲學思維，人性“惡”的種子在我心靈中逐漸發牙，發達。記得大學假期時有一次與朋友一起不小心衝撞了老家的一個青年，差點被對方打死。後來，朋友給我舉了好些例子說，與任何人打架一定要往死裡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在有毒食品、假藥、盜、搶、殺人、販賣小孩、河南愛滋病蔓延等滅絕人性的事件層出不窮的中國，我待世人的仁慈之心又被掩埋了許多。
由於來自樸素的農民和教師家庭，我堅持“以惡制惡，以善報善”的底線，偶爾也以善還惡。我在戀愛結婚後把精神寄托在家庭幸福上，追求作為普通人的良知，沒有再深入研究信仰。在中共駐斐濟使館工作期間，我看到斐濟衛斯理教徒在公共場合很守秩序很有禮貌，而到處亂竄、舉止粗暴的多半是華人，於是我很羨慕和尊敬這些有信仰的人。
在中共駐悉尼總領館工作期間看到了中共高官的腐敗和精神空虛，看到了澳洲許多華人的貪婪和追逐中共賜予的虛名。看到了同胞人性的罪惡，也看到了自己人性的骯髒。在悉尼中領館舊辦公樓斜對面就是一座教堂，但根據領館的相關規定和慣例是禁止去的。信仰就是文明，沒有信仰的人是沒有靈魂的野蠻人。即使是民主信仰，如果沒有堅定的人性博愛理念作基礎，那也只是一種十分脆弱的信念。我接觸過民主人士孫立勇，他正是以良知與博愛作為他對民主信仰的基礎，才會堅持到今天。這已經是無神論族群中的最高境界了。
我在大學時就接觸《聖經》，所以對基督教有著先入為主的偏愛。可惜當時只把《聖經》當作英文的教材，當作猶太人的史書來念，對耶穌的神跡將信將疑，用共產黨灌輸的唯物辯證法狡辯技術進行生吞活剝。去年出逃後在眾人的推薦下重讀《聖經》，感觸良多。回想我出逃以來的種種際遇，每次遇險似乎都有神的相助，讓我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所以才走得既驚險又順利。我將在今年“六四”前後儘快正式成為基督家庭的成員，希望能夠在人性自由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也可算是對中共的又一次背叛，滌盡我血液中的黨文化毒素。
我2001年來悉尼後接觸了法輪功，相信我同法輪功必定是有緣的，所以要為法輪功發聲。
對自由的嚮往、對民主的訴求、對生命的博愛正是“六四”精神所在。謹以此文紀念“六四”英靈。
陳用林
二OO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於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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