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恆雋先生在悉尼九評沙龍上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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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說中共是以暴政統治中國，相信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這一點。中共建政不到六十年，就害死了六千萬至八千萬人，超過了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然而，對中共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暴政層面上還是不夠的，今天的中共就是有意將中國人的思想往這方面去引導。因為中共也知道自己的暴政無法再掩蓋了，於是就將它的暴政和中國歷史上的暴政混在一起談，從而掩蓋中共真正不想讓中國人知道的實情。大家知道，最近中共推出不少關於清朝時代的電視連續劇，大講清代官場上的腐敗和冤案。正如《九評》中所講，今天中共的欺騙手段已經非常精細和專業化了。實際上，中共是在向中國人灌輸一種觀念：暴政、腐敗和冤假錯案自古就有，並不是中共才有。今天中共的暴政、腐敗和冤假錯案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造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錯，而不是中共的錯。中共要中國人形成一種錯覺，就是中共的本意是好的，毛澤東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也是想讓中國快些強大，只是中國人的素質太差了才造成中共犯錯誤。
另外又拍了幾部關於秦始王的電影，還特別來幾個鏡頭，讓秦始王殺人無數奪取天下後，跪在大香爐面前對天痛哭。言外之意是告訴中國人，為了奪取政權和維護權力，中共殺那麼多人也是無奈之舉，哪個朝代不殺人？有甚麼大驚小怪的！中共這種聲東擊西的做法，還真是欺騙了不少的中國人，致使這些中國人談及中共的殺人暴政時，往往都示以不以為然的態度。
其實，中國歷史上任何暴政都比不上中共。中共除了用暴政給中國人帶來痛苦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共還將邪惡帶到了中國人當中。歷史上施以暴政的統治者往往會斷送了自己的前程，是因為中國人都知道暴政是非常的不好。可是中共的暴政不一樣，中共通過暴政將邪惡帶到中國人之中後，中國人就產生了一種思想上的變異，並不覺得中共的暴政有甚麼不好了。
同時，中共將邪惡滲入暴政中之後，暴政的形式也發生了改變。巳經不僅僅是統治者和被壓迫人民之間的關係，而是讓每一個人都參與到暴政當中去，既迫害別人，自己又成為被迫害的對象。在這過程當中，每一個參與的人都不曾察覺到自己是在做傷天害理的事情，這就是中共帶給中國人的邪惡！這種邪惡能夠毀掉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
那麼中共是怎樣通過暴政將邪惡帶給中國人的呢？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談兩點：
第一，中共從理論上肯定它暴政的合法性。這個理論就是臭名昭著的階級鬥爭理論，以及由此派生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人吃夠了階級鬥爭理論的苦頭，很多人並沒有搞明白這個理論到底錯在哪裏。而且，中共至今仍然強調這個理論的正確性，說以往的錯誤只是階級鬥爭搞擴大化了。而搞擴大化了的原因是像毛澤東那樣的個人行為造成的，和階級鬥爭理論本身沒有關係。
由於許多人對中共的這一說法似信非信的，所以思想上依然保留著對這個理論的認同，中共也就有機會變著花樣去讓中國人繼續參與它的暴政。只是中共的說法上有了改變，變成了“反華勢力”和西方強國亡我之心不滅的“和平演變”了。如果有誰一旦被中共扣上這個帽子，今天的中國人仍然會像當初鬥地、富、反、壞、右那樣，站在中共的一邊去盲目迫害別人。
為甚麼說階級鬥爭理論是錯的呢？首先是在確定善惡與好壞的衡量標準上，有錢財不等於是罪惡。好人和壞人的標準是由一個人的道德水平來決定的，而不是由經濟因素來決定。人發財沒有錯，但要取之有道。而且有錢和貧窮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人行善積德，通過自己的勤墾勞動能夠改變這一狀態。如果這個人真的變壞了，也只是人心變壞了，和經濟因素沒有關係。
其次，人類社會本身就像一個機體一樣，只要人的道德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一切就會表現得和諧融洽。人與人之間發生衝突，是人的道德出現問題，應該從提升人的道德入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否則，衝突繼續發展下去，就會破壞了社會自身的和諧平衡，從而導致社會產生改變，社會就要被迫進行自我修補。但修補後的社會同原來的社會巳經不一樣了，就是說社會被變異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種社會變異被叫做生產關係發生了改變，而造成這種社會變異的人間衝突被稱作階級鬥爭。然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就說：階級鬥爭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這個結論是十足的偷梁換柱的假理。
人們互相之間打架導致社會產生變異，解決的辦法是叫人停止打架，並且告訴人們打架不對的道理。可是馬克思卻倒過來理解，他對人們說：你們看，打架導致社會發生變化，因此打架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要社會向前發展，就要提倡打架——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會促使社會發生變化，這一點馬克思沒有說錯。但是馬克思掩蓋了另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這種社會變化（他所指的社會發展）到底是人類社會的進步還是敗壞呢？其實是人類社會的敗壞。
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向人們灌輸了一個很錯誤的觀點：只要社會向前推進了，就意味著社會是在進步。因此，凡是能夠促使社會向前推進的因素就應該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先進代表了。既然階級鬥爭可以導致社會發生變化，那麼提倡階級鬥爭自然就成為社會進步的代表；既然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生產關係發生變化，那麼只要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共產黨在全世界搞共產主義運動就變成了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偉大動作了。
但實際情況是怎樣呢，社會向前發展的方向可能是進步的，也可能是敗壞的。判斷社會進步與敗壞的標準是道德，而不是馬克思所講的生產力。全面的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才是真正的社會進步。人類的私心、慾望和貪婪，導致了人們為爭奪利益而互相傷害。為滿足私慾去掠奪自然，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所有這一切，都是人性邪惡一面展現出來的結果。也就是說，階級鬥爭理論實際上是維護和宣揚邪惡的理論，是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敗壞的假理。實踐證明，階級鬥爭理論帶給人類的就是空前的血腥災難。
古人不會幹這種愚蠢的事情，而是提倡無為而治的思想。統治者不過多的干預社會，只是以身作則，宣德於天下。人人敬神明，遵天理，每個人無論在哪個階層，都自覺的從內心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端正外在行為，社會自然盛世太平，生機勃勃。
正如《九評》中所講：中共用“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殺知識份子”解決上層建築的問題；“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不管站在哪一個角度去看，殺人都是錯的。由於受階級鬥爭理論的毒害，使得我們自身充滿了邪惡，當中國人參與到中共的暴政中去幫助中共做傷天害理之事時，巳經沒有了任何罪惡的感覺，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二，中共每次的暴政行為，都要大搞群眾運動，讓所有人都參與其中。不少人對中共很懼怕，是因為中共能夠動員很多的人來圍攻你。然而，中共的可怕之處，並不是因為中共有這樣大的手段去動員很多人，而是中共把邪惡滲入其中去形成一股強大的邪惡力量，高效率的瞬間摧毀一切中華傳統與道德，讓邪惡迅速充斥中華大地。每一次全民參與的暴政行為，都是中共鼓勵人性邪惡的一次大放縱。越是殘忍邪惡的人越會受到中共的器重；越有道德良知的人就越苦難深重。
毛澤東搞的“富田事變”，除二人跑脫外，紅二十軍排長以上的軍官全被殺光。許多人死前被嚴刑拷打，哭聲震天，不絕於耳。軍官的妻子們來探監時，被剝光衣服，用種種常人無法想像和忍受的酷刑折磨她們。
延安整風大搞冤假錯案，強迫每一個人都要昧著良心說假活，去冤枉別人。中共頭目陶鑄也因此被整成“叛徒”。但陶鑄以後在廣東搞土改，“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縣平均死五千人。別人迫害他，他也迫害別人。
江澤民踩著“六四”的鮮血爬了上去。羅干私自扣壓朱鎔基總理給法輪功的批示，欺上瞞下，製造是非而得寵。李長春、薄熙來因殘酷殺害法輪功學員而陞官。在中共頭目們的示範下，下面的人也跟著一起胡作非為。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中共每一次的暴政行為都把很多的中國人變異成人性全無的魔鬼，無惡不做。殺人、吃人、強姦、搶劫、栽贓、酷刑、撒謊、拋棄親情、活體摘取器官，這些喪盡天良的行為都得到了中共的培養。
中共今天巳經不怕別人說它腐敗了，它也天天大喊要反腐敗。是因為中共知道腐敗巳經溶進了中國人的靈魂。無官不貪，無人不想貪，只是沒有機會貪。中共開始不怕別人說它是暴政了，是因為它灌輸的邪惡巳經在人們的心靈中開始發酵。良心的麻木與拋棄，心靈的陰暗與墮落，對生命的冷漠與殘忍，對道德的無知與反叛構成了當今中華大地全民道德大崩潰後的邪惡黑潮。
當蘇家屯活體摘取器官的邪惡罪行被曝光後，冒著生命危險勇敢站出來揭露邪惡的證人卻驚訝的發現，中國人的反應竟是如此的冷談。我們應該冷靜的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了，一個暴政的政權，可以用一個新的政權去取代它；而一個邪惡的民族，卻是永遠都不會再有未來了！中共為甚麼要將邪惡灌輸給中國人？就是要徹底的毀滅中華民族的未來。《九評共產黨》並不是一場號召中國人起來推翻中共的政治鬥爭，而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化、人性與道德的深刻反思，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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