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着了他的名子。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不能着荒草的名子，而要着高玉宝的名子，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职干部。

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X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着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我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结果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我当时了解到这些真象，心里很难过。真的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后来做新闻记者时间长了，整天也必须应合形势说些假话，对这些事也就麻木了。现在旧事重提，深感中共这个恶党的丑恶和邪恶。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披露出来，也让人们知道中共党文化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