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迫害發生之前最後的一張照片 (1999年5月攝於司馬台長城)
【人民報消息】加拿大十月的秋風帶來陣陣寒意，外面正下著淒淒的秋雨。在窗前，凝望著安大略湖邊片片紅葉，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又一個十月一日過去了，多年前我們曾把這天當作歡天喜地的節日來過，可現在它成了一個最令我心痛的日子。幾年來波波折折的經歷使我明白這是中國的國殤日，一個注定要使中國人承受諸多苦難的日子。七年來每一個“十一”的景象歷歷在目，我打開電腦，寫下了那些令我終身難忘的人和事。
1999年的國殤日——心中的最痛
95年從建築學專業畢業，因為學習勤奮，成績很好，考進了一個不錯的單位，成了一名建築師，因為工作關係常能接觸到一些政府官員，一些國家級的高層官員的住宅和各種用房都出自我的手筆。
我父母是高級知識份子，在中國科學院勤勤懇懇地工作了一輩子，可一家人卻從來沒住過一套像樣的房子，歷次單位分房，我父親總是候補一號，可總是分不到。我是家裏的老小，不太懂得照顧家，但父母從小就教我做人要老實善良。我在1996年得到了一本《轉法輪》，覺得那裏面講得很有道理，所提倡的“真善忍”正是我要尋找的人生真諦。師父教育我們要照顧家庭，正常的生活，要孝順父母，教育好子女。修煉了幾年，我受益頗多，感到生活越來越有希望。1999年，已經退休3年的父親總算有了分到房子的機會。我幫助遠在美國探親的父母抓住了這個機會，幫助他們辦完了複雜得令每個人都感到頭大的分房手續，領到了一套有近50年曆史的老舊公寓的鑰匙。
那公寓原來是幾家合住的，一進門，那份髒亂讓同去的親戚都搖頭。我打了保票，忙忙活活的跑前跑後，把那套又髒又亂的房子打掃出來。當時我工作正忙，每晚要在單位干到十點，所以我就利用整個週末，親自設計，找包工隊，買建材，自己出錢為父母裝修，把這老舊的套房變得清新而美麗。親朋好友和居委會的幹部都說“這老倆口有這麼個女兒真是福氣。”我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讓父母享點兒福，心裏感到十分欣慰。
99年國殤日前一天，父母回國了。我把他們先接到我的住處，讓他們先倒倒時差。第二天是國殤日，父母在客廳看著電視，看到江澤民在中共的閱兵式上像木偶似的表演，也覺得很可笑，招呼我過去看。但我獨自在廚房為明天的20多位親友團聚準備家宴，心情很不好。因為就在房子的事剛料理完，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開始了，電視上不停地循環播放誹謗我的師父，污蔑法輪大法和法輪大法修煉者的消息。這場鎮壓破滅了我剛剛燃起的希望。那時父母雖然知道法輪功被鎮壓，但不曾預料女兒未來將經歷的魔難。想到與父母才聚在一起，我便走出廚房陪他們小坐了一會。
因為工作關係我常和國務院的一些官員們一起吃飯。國殤日後，我和他們吃飯，酒過三杯，他們開始調侃江澤民國殤日閱兵的表現，說：“防彈衣一直穿到脖子根兒，就一個腦袋漏在外面還怕成那樣？跟殭屍一樣，真跌份！”
鎮壓法輪功剛開始，北京的氣溫馬上就創了40多度的記錄，南方洪水肆虐，但中共不懂關心百姓疾苦，救災不是重點，還用謊言毒害百姓，那盛大的“國慶”和閱兵不過是揮霍百姓的錢去顯示權力，粉飾太平。
2000年的國殤日——身受重傷
鎮壓法輪功已經一年多了，從迫害法輪功開始，法輪功學員逢年過節經常被提前關押，沒有傳票、沒有拘留票，警察和“610”非法組織只說“找你談話”，就會一直把你關到節日過完。很多法輪功學員被抓去毆打和受酷刑折磨。我也因為法輪功原因被迫從單位辭職。
北京商學院的一位功友，講師趙昕，因為在家附近的公園煉功，被海淀分局的警察抓進海淀看守所打斷了三節頸椎。國殤日的幾天前，我去海淀醫院探望趙昕。病床上趙昕已經全身癱瘓，她的身體看上去那麼蒼白、瘦弱，她親戚在為她活動骼膊。她的喉管被破壞，不能說話，左眼眼皮腫脹，已經被警察弄瞎了，黑白眼球混在一起。我站在她的左側，她右眼轉好大的角度才看到我。我鼓勵她說：“趙昕，你真堅強。咱們的名字都是『昕』，是太陽將要出來的時候的意思，我要和你一起堅持到太陽出來的那一天。”她看著我，笑得那樣淳樸憨厚。
後來當我自己也身受重傷躺在床上時卻得知了趙昕去世的消息，我真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淚！北京女子勞教所的警察們造謠說趙昕的傷是自己撞的，但趙昕的傷情是我親眼所見，趙昕頭上沒有撞擊的傷，身上卻有很多傷，而且非常重，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撞成這個樣子。一個這麼善良又有才華的人，就這樣被酷刑折磨死了。
我從單位辭職後向人才中心組織部的人提出退黨，當他們得知我退黨的原因是因為文革的慘劇又重演，身邊實實在在的人被這樣無辜傷害時非常感慨，同時也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真誠實，願意把退黨的原因告訴我們。這樣吧，你所有與黨有關的材料全在這個信封裡。你轉檔案時就不要落這個信封了，你的檔案裡也就沒有與黨有關的材料了。否則，組織部的人還要向上匯報你退黨的事，他們也吃罪不起，你會受苦的。”
這一年國殤日的假期之前，為了不願讓我被抓去，父母買了去河南旅遊的車票，正準備30日離開北京，可就在29日晚，海淀分局和海淀派出所的警察來到我家。
那天晚上8、9點鐘有人敲門，母親開開門只見5、6個彪形大漢在黑暗的樓道裡晃動，說是讓我收拾一下，要帶我“去談話”。很多功友都是這樣被騙走的，又剛見過趙昕被海淀警察打壞的樣子，我哪肯跟他們走？我家住二樓，於是我從窗戶爬出去，想從牆外的欄杆上爬下去，黑夜中被一根黑色的電纜絆了腿，摔了下來，臀部重重地摔在地上。我被摔得眼冒金星，想站卻站不起來。與此同時，警察們也從樓道裡追了出來。
在我的要求下，警察叫來了救護車押著我一起去醫院。在救護車上母親一直撲在我身上，看到女兒受了這麼重的傷，我父母的心都碎了。那個分局的警察一上車就坐在我們旁邊，眼鏡片兒後面一雙眼睛閃著寒光，冷冷地說：“看著她們，不許她們說話。”就連母親輕聲問我傷得怎樣、疼不疼，都被警察打斷。
我要求去積水潭醫院，那裏的骨科在中國最有名。大夫診斷完了說我是“腰二爆裂性骨折”，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因為同樣的傷，在輪椅上坐了一輩子，成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主席。剛檢查完，我還躺在推車上，就被警察審問。警察沒問出甚麼“罪證”，有些掃興。海淀派出所剛趕來的一個小警察看到我受重傷，動不了了，高興地說：“這下過節的時候咱們可省心了！”
我父母剛陪我做完檢查，也遭到警察審問。警察把他們叫到走廊很遠的地方去，逐一搜查了我包裡的東西，只有一張活期存折和一些隨身的日常用品，警察懷疑這存折與法輪功有關。我父母告訴他們這是今晚才從家拿的，為了明早幫助有困難的同事應急。警察見實在找不出甚麼“罪證”，就說我是因為煉法輪功自殺！可我當時摔下來的情景是警察親眼所見。母親真是太氣憤了，質問他們：“她怎麼可能是自殺？！自殺跳樓應該頭朝下，能把腰給摔了嗎？！”警察無言以對。
積水潭這麼著名的醫院，卻說醫生們都已經準備過節了，不能安排正常的手術，也不願加急診。推說我沒有傷到神經，待著沒事。要等到７天的長假過完再說，這樣至少要等十天後才能安排手術。我當時腰椎第二節碎了，雖然沒有傷到神經，但也有些壓迫。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躺這麼多天不治療，也不用藥，對神經損害有多大。為了防止碎骨傷到神經，我不能翻身，吃飯、大小便全是問題。積水潭醫院也不肯為我安排床位，把我轉到了他們的合作單位，一家武警小醫院，大夫全是沒有經驗的年輕軍人。我就這樣被抬來抬去，每抬一次，都是一番痛苦。幸好有一些警察還是有良知的，非常小心的幫我的家人一起抬，沒有讓我受更重的傷。
積水潭醫院的醫德如此，後來他們配合迫害法輪功的惡人編造自焚偽案也就一點兒不奇怪了。
我那苦命的父母馬不停蹄地到處打聽了一天一夜，終於在30日晚聯繫到了協和醫院，於是我又一次轉院。醫生一聽這樣的傷情馬上安排了急診手術。這時我已經超過24小時沒吃飯，也沒大小便，非常虛弱。大夫連夜做了手術，在我的腰椎上植入了鋼板。
作者腰椎上植入鋼板的X光片
我從麻醉中醒來正是２０００年國殤日的早晨。協和醫院離天安門不遠，我一醒來，就聽到臨床的病人家屬說早上去天安門遛彎只見到處是警察，抓廣場上情願的法輪功。我那時根本不能下地，連翻身都是被人用身下的毛巾墊兒抬到床的一側，再用毛巾周起來。可是這樣的情況，警察還是為了防範我去天安門，一直按照他們領導的荒唐命令，晝夜把守直到國殤日長假結束。警察不願讓我和外界接觸，也暗示我的父母只能由我的家人照看我。我父母也怕我再遭外人暗算，所以基本一直是他們輪班陪床。從我家到協和醫院往返要花四個小時，兩位60多歲的老人每天奔波於我家和醫院。他們幾乎沒有多少時間休息。真不知是怎樣熬過來的。
當手術後剛醒來時，我就感到有一些圓盤一樣的東西在延著我的脊椎上上下下的轉動著，暖暖的，柔柔的，為我消減了許多痛苦。別的病人麻醉醒來時都劇痛難忍，必須要打幾針、甚至還要吃些藥來止痛，可我始終沒向大夫提這樣的要求。同屋的病人和家屬們開始還以為是我比別人堅強。其實別說骨頭傷成那樣，就說身上切的兩個傷口中的其中一個就有一英尺，這樣的痛苦誰能一聲不吭的忍受呢？這只是因為我確實就沒有感到過劇痛。腰裡的鋼板很硬，傷口時不時會被壓得難受。但每當我感到難受時，就有一種力量從我身下輕輕托著我，我雖然還躺在床上，卻感到像是懸浮在空中，傷口被壓迫的感覺馬上就沒有了。我知道這是我修煉法輪功的神奇。
10月18日回家後我又馬上開始煉功。因為我身體恢復的很快，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所以家人們全都承認法輪功是有益健康的。他們也明白了《轉法輪》上講的是 “那個身體要碰到汽車說不定還會骨折，拉一刀還會出血。因為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沒有變，……這裡哪有甚麼迷信？用科學道理都可以解釋得通的。”。（ “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從我去醫院的事也知道了我們的師父從來沒有反對人去醫院，他說過：“醫院能不能治病呢？當然能。醫院治不了病，人們怎麼會相信哪，怎麼都上醫院去治病呢。”（《轉法輪》“醫院治病與氣功治病”） 親人們信服法輪功對人是有益的。中共說“法輪功不讓人治病”純屬造謠、是為了迫害架禍栽贓。
在我歷經魔難後這些年，有一些人問我為甚麼受了這麼多的苦卻不放棄修煉法輪功，這就是原因：越是在魔難中，我越體會到大法的偉大！
2001年的國殤日——身陷冤獄
2001年的國殤日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去北京著名的佛教聖地妙峰山旅遊，大家一起野餐、聊天。下山的時候妙峰山派出所的警察持槍攔截了我們坐的小巴，把車上的人全抓到派出所審問，如果想證明自己不是法輪功學員，就要罵法輪大法師父，否則就要被抓。我和其他９位法輪功學員被拘留了。這就是後來被《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北京電視台”等多家中國和北京的大媒體所同時炒做的、被很多地方或單位媒體轉載的所謂：“９２３”妙峰山“法輪功”非法聚會。
在被看守所非法關押和審問期間，我們一直理智和冷靜的要求釋放。但是，警察們一心想把此事炒做成他們“破獲了大案要案”，好去出名發財。所以在國殤日假期前對我們進行突擊提審，好幾個人包括幾位老年婦女都在審訓室裡受到了警察的虐待。警察問我去公園談了甚麼，我告訴預審宋慾知：“我們都是設計行業的人，談的是環境污染的危害和解決辦法，怎樣可持續發展，怎樣看待現代科學的兩面性，既給人帶來財富又破壞環境。”宋慾知竟然說： “你們即使談這樣的問題也是用法輪大法的真善忍來衡量的，你們的觀點一定和我們不一樣，就有罪。”2001年的國殤日恰逢中秋節，我們不能和親人團聚，卻被關押在擁擠的監室裡。
按照規定，公安部門必須在24小時之內給被拘留人的家屬發拘留票證明，說明人在何處，原因是甚麼。可是在我被抓了 5、6天，我父母才接到海淀派出所的電話說我們被關在門頭溝看守所，那時我對他們來講就像失蹤了一樣。那年國殤日之前，父母趕緊趕了很遠的路，給我送來換洗衣服和被褥，後來母親提起此事就難過，常問我那時甚麼都沒有，在看守所裡是怎麼過的。其實我到更想知道女兒不明不白地被劫持，這個中秋節和國殤日長假我的父母是怎樣度過的。
蒼天似乎都不能承受這樣的不公。國殤日那天，妙峰山下起了鵝毛大雪。為了吸引遊客，北京電視台專門把這條消息做成新聞。當我們蜷腿坐在硬板上，從看守所高懸的小電視裡看到這條的新聞時，我們一起大喊：“冤吶！我們比竇娥還冤！”
十月底因為警察實在找不出甚麼可以作為“罪行”的事，無法將我們全都送上法庭，除一人判刑外就把我們全都定了勞教。我被判一年半勞教。不但是拘留票，就連後來我被非法勞教的勞教票我家直至今日都沒收到過。這一年多的關押實質是綁架。
剛被非法勞教時我曾看到過我的勞教票，只字未提妙峰山，可我是中共媒體上的“要犯”，我父母直至我回家後才明白我被勞教與“妙峰山事件”毫不相關。以後我會將中共媒體上對此事的造謠澄清。
2002年的國殤日——不是囚犯的囚犯
整個的2002年我都是在勞教所裡度過的。勞教制度是中國所特有的，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不用任何司法程序就將因無罪而不能判刑的人長期非法剝奪人身自由。美其名曰“人民內部矛盾”，其實因為勞教是在法律之外的，完全無法無天，所以勞教所的內幕比監獄還黑暗。
我以傷殘之軀在那裏坐牢，被體罰，做奴工……，連節假日都很少有休息時間。幸虧關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們對我的照顧，我才沒有癱瘓在勞教所裡，我也從精神上給了大家一些幫助，共度患難的日子使我們結為了生死之交。其中的種種辛酸以後再詳細述說吧。
2003年的國殤日——初見成訣別
劉桂芙是我在北京女子勞教所四大隊關押時結識的。當時因為堅持信仰不知吃了多少苦。她為人熱情爽朗，總是照顧別人。我們雖然年齡相差懸殊，卻情同姐妹。2003年我被放回家。國殤日假期，我要去看望她的父母——我的老乾爸、老乾媽。
老乾爸已經90歲，當年因為有學問在中共統治後成了“走資派”，身體被迫害的非常羸弱。當時老乾媽獨自操勞累成來了羅鍋，耳朵也聾了。後來隨子女們參加了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學習班，聽完學習班下來，耳朵復聰了，羅鍋也直了。可是在鎮壓法輪功後她的子女們紛紛被抓去關押，失去了正常學法煉功的環境，老乾媽的身體又不行了，雙目失明，連行動都很困難。老乾爸此時更是臥床不起。
唐山大地震前，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們已經發現了地震前兆，但中共正陷於政治運動的爛攤子，不發地震預報，導致30萬人喪生。但那次自然災害也只讓老乾爸，老乾媽失去了2個孩子。可在中共發動的對法輪功迫害這場完全的人禍中，他們卻有三個子女被關押。
那天我買了兩條又軟又暖的新被，坐了幾個小時的公共汽車，趕到遠在順義的乾媽家裏。劉桂芙把我這個在勞教所裡結識的小妹分別介紹給父母。兩位病榻上的老人撫摸著新被子，想起自己在唐山地震中失去的小女兒，欣慰地笑了。
下午三點，我要走了，我向老乾爸、老乾媽告辭，說我以後再來看望他們。老乾媽抓著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喊：“別——走！”劉桂芙勸道：“小妹必須走了，她的父母也都60多了，還等著她回家呢。”老乾媽歎口氣說：“唉，都拖累著你們。”
沒想到這竟是訣別。10月18日，老乾媽在睡著後安然的長眠了。劉桂芙把這個噩耗告知另一間屋裡的父親，他說：“別難過。我和你媽一起走。”10月19日，從來沒修煉過的老乾爸輕聲念著“法輪大法好”，追隨老乾媽而去。
這世上有誰能決定自己的生死？當老朋友、老同事、老鄰居們來參加這對夫婦的後事時，無不稱奇。以前他們以為老劉的子女不孝順，這些年不怎麼照顧年邁的父母，與子女們一聊才知道，原來是被中共抓進監牢受酷刑，劉桂芙的大姐甚至被迫害成了殘疾。
如果沒有這場鎮壓，修煉了大法身心受益，或許這老兩口能做一對快樂的老壽星。可是這些年不但他們自己失去了健康與快樂，子女們的受難更是折磨著他們的心。有時我想，老乾媽或許是不願受苦受難的子女們再來照顧他們才離去的吧。
2004年的國殤日——惜別祖國
我是個從外表到內心都充滿了中國情節的人
我學業非常優秀，本可以出國，可我熱愛中華的傳統文化，也希望用我在建築學專業的所學建設好我們的國家。所以我放棄了很多可以或可能的出國機會。但是在迫害中經歷了這許多的坎坎坷坷，目睹了許多家庭的悲歡離合，2003年11月，為了擺脫中共的迫害，為了不再讓我的父母親人們受苦，我下決心離開那片我熱愛的土地。這些年的經歷，我的父母已經非常清楚迫害發生的原因和所採用的手段，在我從勞教所回來的一年多裡，警察和“610”的監控一直存在著。“敏感日”我經常被問起，電話總伴隨著被監控的雜音，有時我工作勞累一天正在家睡覺，警察會打來電話，問我父母我那時是不是去掛橫幅了，父親立刻被氣得病倒，去醫院打了十次點滴。
2004年國殤日之前，我接到了加拿大使館的面試通知。整個國殤日的假期，我都在為面試做準備。10月18日，我順利的通過了面試。父母感到骨肉分離的痛苦，可又盼著我能趕快出國。用十萬火急的速度幫我準備行囊，卻在機場與我灑淚揮別。
就在我出國後的第三天，國家安全部的警察到我的單位去詢問我的情況，大陸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新一輪的嚴格監控，北京的每個法輪功學員都被找到，中共正在為新的一輪殘酷迫害做準備……
2005年的國殤日——自由與強權的對比
這是我在加拿大自由的土地上度過的第一個國殤日。我已經在加拿大成了一個小家，生活安寧而平靜。我和丈夫一起去聆聽了 “國殤日控訴中共罪惡”的集會。地點是在多倫多市政廳前的公共演講角，正對著溫斯頓-邱吉爾的銅像。在這裡，來自不同國家、民族和大陸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暢所慾言，控訴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的罪惡。
但是中共仍然在盡力的實施它的迫害與控制。國殤日前我在準備申請移民，7月請父母從國內給我寄了一份文件，用的是中國郵政的掛號信。但是卻一直沒有收到。我父親到中國郵局去查詢，始終沒有回覆。我們向加拿大郵政詢問，加拿大郵政向中國郵政多次發出查信的單子，中國郵政卻對加拿大郵政的要求置之不理。三個月後，10月10日，中國郵政連信曾經到哪裏的說法都沒有，就直接通知我父母信已丟失，他們只賠償郵費。我父母實在不能接受如此的“掛號信”服務，拒絕了他們的條件。
國人常說，故土難離，落葉歸根。我的父母已經快70歲了，卻痛下決心放棄他們熟悉的一切生活方式、環境、與人際關係，遠離故鄉，移民美國。這一切只是因為他們真的無法再忍受重壓下的生活。10月18日他們剛一踏上美國的國土就在機場打電話給我。他們在電話裡分別和我說著同樣的話：“我們到啦！從起飛到降落全是准點，非常順利！”6年了，我頭一次聽到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是如此的快樂！19日，他們到了我在美國的親人家裏。而這一天，正好是大紀元的《九評共產黨》發表引起的退黨浪潮達到500萬人退出中共的日子。
從2005年初開始，中共在大陸發動了好幾輪恐怖行動，大規模抓捕法輪功學員。我的很多功友被非法抓捕，或以前抓進去的仍然沒有釋放：劉桂芙、劉祥芬、陳海風、郭玉蘭、谷曉華、徐若輝、平利、單秀英、李紅軍、趙滿蘭、喬志英、代玉琳、虞超……，現在我在多倫多的新朋友們說：“真是沒法想像，要是你也被抓進去我們得多著急！”
每次漫步在浩瀚的安大略湖畔，我都彷彿置身夢境。湖水是那樣的清純明淨，那是成群的鷗、大雁、天鵝、野鴨們自由的家園。有一次，我還看到一條近兩米長的大魚在港口裡悠閒的游弋，它們毫不擔心被人傷害。人與自然萬物是那樣的和諧安寧，不會去傷害任何生靈。而此時此刻，我的朋友們卻依舊在中共迫害下被關押，受酷刑。每當我把這些講給一起享受安寧的加拿大人聽時，他們無不為同一個地球的那一邊卻在發生著對同類、甚至是同胞的殘害而感到不解和震驚。
相比以前同甘共苦的歲月，我現在更加掛念還在受難的功友們。期盼著，明年的國殤日這場迫害已經結束，中共這個古今中外從不曾有過的怪胎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人們再不要受它的殘害，把以後的國殤日變成全世界都可聲討中共罪惡、慶賀中共解體的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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