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聞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氣節的源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歸納的是氣節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卻是壯遊時」，抽象的是氣節的昇華。經過世代培育、弘揚、傳承的氣節和信念，是數千年來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復強、衰而復興的靈魂和脊樑。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崇尚氣節與信念的民族。歷代有識有爲之士，都自覺地從先輩的高尚氣節中汲取精神營養，用以堅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礪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滄海橫流，越是如此。司馬遷身陷囹圄撰寫《報任安書》，文天祥面對死亡吟詠《正氣歌》，深情緬懷和虔誠禮讚「時窮節乃見」的前賢，便是明證。翻開史冊，「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顏色」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從特定意義上說，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氣節與信念寫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節義列傳。它不斷地激勵着人們效法先賢養天地之正氣，成人類之高節。　　

氣節的源泉：「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這句箴言出自《論語·里仁》，它揭示了一個跨越時空而顛撲不破的真理，即信念是氣節的源泉。任何時代、任何羣體的成員，只要有了堅定的信念，就有了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就有了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勇氣和力量，就能爲捍衛真理和正義而拋頭灑血，歷經磨難而不衰，屢遭坎坷而不餒；就能無堅而不摧，無往而不勝。歷朝歷代之所以不斷造就許多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威武雄壯的活劇、鑄就大義凜然的氣節的精英賢哲，最關鍵之處就在於他們「咬定青山不放鬆」，「任爾東西南北風」，執著地追求自己認定的人生信念。即使奮鬥終生，朝聞夕死，他們不僅無怨無悔，而且還特別看重由此凸現的生命價值與意義。這裏略舉幾例，以斑窺豹。

　　春秋時期，齊晉兩國出現過一個秉筆直書、以身殉道的史官羣體，尤以齊國太史兄弟和晉太史董狐最爲典型。齊國太史雖因直書「崔杼弒其君」而被權臣崔杼所殺，但太史的兩個弟弟卻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繼續這樣寫。崔杼懾於太史兄弟三人爲秉筆直書而前仆後繼的正氣，最後終於放下屠刀。晉國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權貴，「書法不隱」，記下「趙盾弒其君」而被孔子稱讚爲「古之良史」。由此而後，不畏權貴、秉筆直書就爲中國曆代史家所效仿，成爲中國古代史學的一條鐵則。但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的淫威下，歷代史家要做到這一點，胸中沒有一股浩然正氣，顯然是不可能的。正因爲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就盛讚「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蘇秦、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張儀篤信「連橫」之策，爲此周遊列國，百折不撓。「舌在否」的故事最能體現他爲實施「連橫」戰略而置生死榮辱於度外的堅毅氣節。一次，他在南下楚國與丞相談論強國之道、遊說連橫之策時，被丞相門客誣爲盜璧之賊，不僅身受鞭笞之辱、驅逐之窘，而且在帶着傷痛回到家裏時又爲其妻所訕笑，但張儀並不後悔，且爲後人留下一段極爲幽默的精彩對白。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史記·張儀列傳》）

　　唐初高僧玄奘，在雲遊海內名寺訪師問學的過程中，發現佛門各派對經典理解多有歧義，遂懷疑原有譯經訛謬，於是決心「捨身求法」（魯迅語），前往佛教發源地廣求梵文原本佛經。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他孤身一人從長安出發，穿河西走廊，出玉門關，過戈壁荒灘，翻冰峯雪原，抵達印度。在印度逗留期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四出拜師苦學梵文，蒐集不同版本經典，參加各派佛學辯論，喜得657部佛經及大批佛像，於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長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組成陣容龐大的譯場，主持翻譯佛經。他十九年如一日，「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直到圓寂，共翻譯佛經74部，1335卷，平均每年翻譯170多卷，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他虔誠信仰的取經、譯經和講經事業。

　　從以上所舉的幾個事例不難看出，不管是秉筆直書的史官，還是遊說方國的策士，不管是主張神滅論的範縝，還是把一生都獻給弘揚佛法的玄奘，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以忠貞堅毅的氣節和信念作爲人生的重要支點，而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凜然正氣又都以自己對人生與社會、對國家與民族的堅定信念爲基礎。反之，一個人只要始終胸懷正確的信念，心存天地之正氣，不管做什麼，都會獲得一種巨大的力量之源。　　

氣節的拓展：「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源於諸葛亮《後出師表》中的「鞠躬盡力，死而後已」這句成語，經後人點化，又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一表述是對氣節內涵的延伸和拓展。它說明，對一個人而言，受信念支配的氣節無時不有，無所不在，體現在人生追求的方方面面。不論是叱吒風雲時的轟轟烈烈，還是埋頭苦幹中的默默無聞，須臾也離不開氣節的引導。一個人投身的事業儘管有大有小，但只要志存高遠，鍥而不捨，就能以己之所爲報效國家，造福民衆。即使不求聞達，氣節也會蘊含其中，發揮「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作用。在此也舉幾例，以爲佐證。

　　秦末的陳勝、吳廣均爲飢寒交迫的「甕牖繩樞之子」，雖常年與人傭耕，但又胸懷「鴻鵠之志」，無時不在渴望着一個有意義的「富貴」人生。即使遭到周圍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悵然嘆息：「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而事情的發展倒恰好證明，因爲陳勝胸懷「鴻鵠之志」，後來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動戍卒「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伐無道，誅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爲代表的封建帝王發起第一次改朝換代的全面進攻。雖然他們在舉義後不久相繼犧牲，但他們表現出的「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的氣節卻永垂青史。

　　諸葛亮是在漢末羣雄角逐的亂世走上政壇的。當時，他身在隆中「躬耕壟畝」，卻心繫天下風雲，立志像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和戰國時期燕國名將樂毅那樣，把自己的文韜武略獻給統一天下的大業。正是因爲他有「興復漢室」的堅定信念，才會爲漢室後裔劉備籌畫「當世之事」，和盤托出東聯孫吳、西據荊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機謀取中原的《隆中對》，並在後來與劉備和衷共濟，按照《隆中對》的總戰略聯吳抗魏，奪取荊益，建立蜀漢，「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諸葛亮後來數次北伐雖然都無功而返，最後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讓後人無限惋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但他以實際行動踐履了自己在《後出師表》中立下的「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諾言，爲後世士林塑造了一個千古忠臣的榜樣，其人格魅力、其高風亮節一直爲後世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