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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接上) 我睜開眼睛，覺得剛才並沒有入睡。我聽說人們在瀕臨死亡時，會看到他們生活的過去一幕幕在眼前閃過。我也是處於瀕死狀態嗎？這也不像是閃現，有點不尋常的感覺。我疑惑，我在做什麼？我怎麼到這裏的？一種緊張的情緒又控制了我。然後，我的回憶被機上廣播中傳來的機長的聲音打斷。 機長：「女士們先生們，很抱歉告訴你們，我們還要延誤大約四十五分鐘的時間。有一個電路板看來出了一些技術故障，維修人員馬上就到。」 由於最近才發生過空難事件，當「技術故障」這個詞從廣播中傳來，旅客們都無法平靜了。而對我來說，每當有中國人看我時，我都禁不住緊張、害怕。一個偏執的聲音在我腦中不斷迴響：「他們知道，他們知道！」此時我遠離了真善忍，頭腦無法冷靜。我的生活中從未有過這種感覺。我不禁問自己：「你怎麼了？你在幹什麼？」 我的思緒又回到了我第一次決定去天安門的時候，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澳大利亞雪梨待了一陣子。一天，當地學員們迎來了一位訪問者。這是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人人都叫她小葉，甚至人們讓我也這樣稱呼她，儘管她至少比我年長十歲。我們大家圍在餐桌旁，邊喝茶邊討論即將在香港召開的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討論中，我詢問在中國的學員們的處境如何。因爲自中國官方於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鎮壓法輪大法後，我們聽說這場迫害正在加劇，然而學員們沒有放棄。因此中國官方最近通過了一個違反中國憲法的條文，爲這場迫害找依據。她說形勢非常複雜，非常嚴峻。我的心很痛，想立刻飛到中國，加入那裏的學員們的行列。我問道，怎麼我可以在這裏自由煉功，而他們卻不得不面對迫害？我想知道除了與海外政府官員談話，爭取對法輪功的支持外，我還可以做什麼？我產生了這樣的念頭：既然我要到香港，我就應該乘火車去北京，到天安門廣場高舉起「法輪大法好」的橫幅。 因此，我通過一名翻譯問小葉：「如果我去中國，在天安門廣場上舉橫幅，你認爲怎樣？」
小葉說：「我既不會勸說任何人去中國，也不會勸人不要去。這必須是發自你自己內心的決定，因爲這是你的修煉。但是，如果你要去，這將是非常有力的聲音，將會鼓勵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們；不過，在海外，也亟需像你這樣揭露迫害、爲法輪功呼籲的人。所以兩種做法都會產生好的效果。」 她的眼神顯示出對我個人安危的關切，但她尊重我，讓我自己做出決定。 我沒有再說什麼，內心卻已經鬥爭起來：
我的內心：我要去。
我的頭腦：你不會講中文呀。
我的內心：我可以說「天安門廣場」，人們就能夠給我指路。
我的頭腦：你湊不夠回家的錢。
我的內心：我有足夠的錢到北京。
我的頭腦：那你在那裏的吃飯問題怎麼解決？
我的內心：我可以忍受飢餓。捱餓的人時時都有。
我的頭腦：他們要殺你，怎麼辦？
我的內心：爲了真理我願付出任何代價。 在這內心交戰的過程中，我的眼眶裏充滿了淚水，但思想堅定起來，我當時就決定要去。此後，通過與另外一名學員交談，我逐漸明白了我只有純潔的內心還不夠——我還要有責任心，敏銳地看待局勢。一九九九年，這場迫害仍處於早期階段，許多人還不清楚法輪大法是什麼，也不知道在中國發生著什麼。我計劃採取的行動可能會收效甚微，甚至令人產生誤解。於是，我決定暫時不去大陸，只是去參加香港的修煉心得交流會。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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