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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日前就美国、加拿大部分地区断电事件发表谈话，声称他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和加拿大人民在停电时所经受的痛苦表示关注和同情。这番说辞似乎表明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有道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家。 我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听到孔泉这番款款的慰问，并对此作何感想。但是，作为一个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一个仍然过著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中国公民，我感到孔泉的这番表达过于奢侈、过于夸张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人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们的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解决困难；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自己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权。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个名叫李思怡的三岁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居民向警察报告说，旁边一户人家中传出阵阵恶臭。当警察强行打开门时，他们发现一个三岁女孩已腐烂的尸体。门上有她的手指抓过的痕迹。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女孩死于干渴或饥饿。 次日,《成都商报》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并寻求她失踪母亲的线索。记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岁的母亲李桂芳，从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监管。虽然李桂芳给警察下跪哀求，请他们通知家属，帮助照顾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绝。最后，惨案发生了。 派出所在李桂芳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后孩子的尸体被发现。目前，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世界也应该记住这些名字，他们在家中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亲，是非常正常的普通人，更可能还是“好人”。记住这些名字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们进行报复，记住这些名字是为了牢记曾经发生过的每一桩罪恶。罪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人实施的。 李桂芳曾在一个地方钢铁厂工作，工厂倒闭之后她就失业了，没有获得政府和工厂的任何救济金。三年前，李怀孕了。她的二个姐妹和兄弟设法说服她去堕胎，但她想要孩子，便生了下来。亲戚朋友说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李桂芳一直靠偷窃商品及仰仗姐姐李德芳和九十二岁的父亲的施舍为生。去年父亲去世之后，李的情况更恶化了。据亲戚朋友讲，李桂芳以去超级市场偷盗牛奶、米和面条为生，如有剩余则拿到街上半价卖掉。为了从每天悲惨的生活困境中逃脱，她开始吸食海洛因。李桂芳曾因在商场行窃被扣留，两年前她由于在街上贩卖海洛因而被拘捕。她被判了两年刑，但由于没人愿意承担对她的女儿的责任而又被释放了。这一次，悲剧以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发生了。 当记者试图揭露这个事实时，市政府却不准报纸刊登。警察说这是记者编造的。官员们警告记者说，即使这个事件出现在其他任何报纸上，她也会被解雇。无奈之下，记者把文章张贴到了互联网上。随后李思怡的悲惨故事传遍世界。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国司法系统缺陷的最新的一个案例。”网络上一位学者愤怒地质问说：“整件事体现出我们的系统冷酷的本质。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社会?” 在我看来，孔泉应该谈论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停电事件，而是诸如李思怡事件之类正在中国发生著的惨剧。李思怡之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著，它的被披露却是偶然的。同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警察拘捕并殴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学者任不寐写道：“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一个连自己的同胞，连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彼岸的人们所遭受到的一点点生活的不方便呢？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孔泉难道不应该为李思怡惨案的发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忏悔吗──以他背后那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名义？ 然而，孔泉先生的同情心仅仅是“似乎过于充沛”而已。在面对像李思怡事件这样的“国耻”时，孔泉要么死不承认，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再也不肯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心来。同情心与耻辱感紧紧相连，一个没有耻辱感的人，又怎么会有同情心呢？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呢？直到今天，“六四”大屠杀已经十四年了，死难者们依然死不瞑目，家属们依然连公开谈论和悼念自己家人的权利都没有。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不断遭到安全部门的骚扰、恐吓、跟踪和囚禁。杀了人家的孩子，还不许人家哭泣，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啊！我还想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信徒和法轮功修炼者们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事情，仅仅为了坚持单纯的信仰，而被专政机器搞得家破人亡。不仅要管制人的身体，而且还要控制人的心灵，这又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呢？ 说到底，孔泉的“同情心”不过是“同情秀”而已。其实，这也怪不得他。既然连李肇星这样的“当代红卫兵”都能出任外长，在每个外交场合都强词夺理、信口雌黄，那么，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孔泉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极权的政权之下，哪一个官员又能够维持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性呢？ 摘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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