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他们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将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

人质只是把目光专注在一个点上，而不能全面理智地从根本上看待问题，所以就会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他们没有想一想，如果没有劫匪抢劫银行，他们的生命会遭到威胁吗？这一切事情会发生吗？

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

其实这个现象在今天的大陆大规模的发生。独裁者江泽民在利用他所操纵的公、检、法等国家机器对百姓进行钳制、恐吓的同时，还利用其喉舌电视台、报纸大肆吹嘘其代表了贪官、酷吏和秽行的三个代表，和依靠外资输血而苟延残喘的虚假繁荣。这种洗脑使许多大陆人充满了奴性。一位朋友说，中共的洗脑真可怕，他的父亲是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放去烧锅炉，一烧就是十几年，现在提起中共来不但不怨，还连声称赞，好象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他说，中共的洗脑真可怕。如今很多人不是也如此吗，甚至1989年六四屠杀时幸免于死的一些当事人竟都为刽子手们辩护。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状”吧！

这几年来，江泽民集团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当法轮功学员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依法上访而被折磨和虐杀时，相当一部份人不去谴责独裁者的残忍，却反过来指责法轮功学员行使了宪法赋予的最基本的信仰和上访的权利。

他们没有想一想，法轮功学员只是在公园里炼炼功，如果没有政府的无故打压，也就根本不存在上访这件事情了；如果没有江集团制造的天安门自焚案，也就用不着让老百姓看刘春玲被打死的镜头了；如果没有江泽民在冰岛晚宴上突然站起来唱歌，也就不会有那张照片的出现了，也就不会有那个媒体报导了。

有因才有果，我们切不可把因果的位置颠倒了，一颠倒，就是犯了“斯德哥尔摩症状”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