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钦本立在纪念上海《文汇报》创办五十周年时撰文指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随著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的全面展开，撤除具有独立意识的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职务的活动，又 一次地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当时保守派的理由是钦本立年龄已经过线，应该让年轻人来干，看上去确实冠冕堂皇。

《新观察》主编戈扬以自己的经历鼓励钦本立，“胡乔木这些人的年龄也早就过线了，他不退，我也不退！”

与此同时，海外关心《世界经济导报》命运和钦本立去留的有识之士，也直接飞往北京，开始了鲜为人知的斡旋。于是，赵紫阳办公室传出信息：在改革上，《世界经济导报》起到别的报纸起不到的作用，让钦本立再干两年。其实，这个时候，上海市委任命《世界经济导报》新的总编辑的文件，都已经拟好了。当然，在北京来的信息面前，上海市委也只得收回成名，钦本立又一次转危为安。

在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这次危机的过程中，赵紫阳也显示了一个逐渐成熟的政治家的运作技巧。就在他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扭转局面的讲话前后，也是在驻《世界经济导报》工作组将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深入清查之际，他先是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一篇看来很普通的文章－－由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一批年轻专家撰写的“深化企业改革的理论探讨”文章上作了有一百多字的批示，赞扬《世界经济导报》刊登这篇文章，并要求在全国范围里进行讨论、研究。以后赵紫阳的批示和这篇文章，就成为国务院的一个文件，发到了全国各地的有关部门。此事对处在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第一线的上海市委宣传部，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心理影响。

此后，赵紫阳办公室秘书中共元老李富春的孙子李勇在六月二十七日又亲自到《导报》北京办事处，虽然他传达的讯息，是要求《导报》在报道知识分子待遇、教育和物价，这三个永恒的问题上要谨慎处事，“过去搞一言堂，现在提出要建立民主政治，实现这个目标，要按照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目标一步一步去实现，不能调子唱得太高，否则不仅不能实现，反而会搞坏。学生闹事，对发展起了影响不好的作用。……即使西方也要影响舆论，控制舆论。”尽管这番讲话，被《世界经济导报》同仁看来是十分保守的，但中国的保守派，却把这一过程看作是赵紫阳为刚受过整顿的《世界经济导报》打气鼓励，对钦本立倍加慰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工作组，虽然从来都没有宣布过解散，但是在《导报》办公室里却再也见不到他们的人影了。如此“保”《导报》过关，现在也成了赵紫阳支持、纵容自由化的罪状之一。从此钦本立和《导报》，与中国开明的改革派赵紫阳的命运捆在一起了。钦本立的擦边球越打越险，越打作用越大。

一九八八年，中国出现了几乎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少有的宽松环境。钦本立率领《世界经济导报》同仁，一边是不断的突破禁区，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为创造宽松的环境发挥特殊的作用；同时毫不放松的抓住已经有了的宽松的条件，打出更惊险的擦边球，力争把“球台”的台面打得更大。

熟悉中国政治的钦本立，瞄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角度，在《世界经济导报》头版头条上大声疾呼“不能不研究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紧接在此基础上，对法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手段反对官僚主义，从法律制度上确认新闻媒介的相对独立性、新闻立法与新闻改革、修改宪法的建议，建立人大会议旁听制度的建议等等，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提出“改革成功取决于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

与此同时，钦本立以其特有的胆略，从八八年春节开始，举行了一场“球籍”问题的大讨论：“面对本世纪最后一个龙年，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影响遍及海内外，同时亦引起北京高层人士的重视，确确实实地起到了钦本立期望的那种“作用”。

作为这场讨论的一部分，《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戴晴的长篇对话，“中国不再是龙－－走出使人迷醉的龙的世界。”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出乎意外的是，反应最激烈的要数中共元老簿一波的公子，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簿熙成。当时他正大张旗鼓的在搞龙年特色旅游，他认为《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不但要破坏他的如意算盘，而且是挖了传统文化的命根子。倒是法新社的记者眼光更敏锐一些，他在介绍《世界经济导报》的这篇文章时指出，邓小平的生肖属龙，而且在中国龙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严戴对话给人一个信号，邓掌握著中国的绝对权危。如果这种分析是有根据的，簿公子的反应就有深意了。但不管风吹雨打，钦本立依然“胜似闲庭信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