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精神病院应该象其他医院一样，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也就是说其目的是把病人治成健康的人。医院里的大夫、护士的职能是运用其专业知识和医德、爱心使病人康复。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所具备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就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病人还是健康人。当然，要准确地诊断出人得了什么病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个人是有病或是健康，却万万不能搞反了。尤其是对精神病的诊断。

在国内很早就听说过，有些地方领导把某些不听话但又不犯法的“刺儿头” 或是一些让领导头痛的捣蛋鬼(pain in the butt)“批准”成精神病。 被送进精神病院去打针、过电，经过数年无微不至的“治疗”，该“刺儿头”便成了真疯子，晚上在岗亭上指挥交通了。但不知为何，这个人真的疯了以后，反而倒不住在精神病院了，而是由家里养活或者根本就没人再搭理他了。

直到读了最近一篇来自国内的详细报道，才让笔者对精神病人的定义、诊断及治疗的目的和过程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读后大有恍然大悟之感。该报道说的是黑龙江绥化市43岁的农村妇女黄淑荣，因“多次越级上访”而被“打成”精神病的故事。黄被诊断为精神病的理由是“偏执”，因为其不屈不挠地上访。认定她有精神病的是政府部门信访办。而参加诊断和治疗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黄被该医院的医生、护士多次过电、捆绑、用药后，又交了800加600元的赎金，才得以自由。最后，更权威的医院认为黄本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

象黄淑荣这样的“精神病嫌疑人”在国内为数不少。俗话说不平则鸣，给领导提提意见，或是“非法越级”反映领导的问题，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但聪明的是，黄并没有干犯法的事。比如跟外国记者谈谈话，或是把告状信给VOA等等。这就让领导很是头痛。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她要是犯了法，劳教、劳改随便选，说几年就几年。但现在只好“启动特别程序”，就是给她定个精神病，关起来算了。这样地方上可以维持“大稳定” ，那黄女士只好在电棍和麻绳下做点“小调整” 了。

行文至此，笔者除了对领导上在新形势下所激发出来的聪明才智无比佩服之外，对配警械的白衣天使的专业术语和敬业精神也颇为印象深刻。记得在纳粹德国时期，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犹太人的人种有问题，于是便有医生得出结论得用毒气解决他们，化学家们便有了精确无比的配方，让他们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再来看看中国的白衣天使是如何配合领导的工作的。既然黄女士是如此的叫领导为难，那么这些医生、护士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当然要“为领导排忧解难”。放着这么好的设备和人力物力，不为领导做点事实在是愧对党的培养。由此可以推断，该医院参加诊断和治疗的医生、护士们，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次的也是递了申请书正在考验阶段的。否则就不会如此敬业。先是非常专业地将黄女士诊断为“偏执状态”，然后就是“求他们一次绑一次，一绑就是十个八个小时，只能尿在床上。”

说到“偏执状态”，我还真知道不少人有此毛病。如果该医院的医生们要寻找新病人的话，可以根据本人提供的线索，一定能找到不少。先来看看非要讨个说法的秋菊，再就是张志新，你看她们是不是都有点偏执？如果她们不好找的话，海外的魏京生、王丹，还有偏执过度的杨建利，是不是都得绑了去过过电？不往远里说，六四时那一人独档四辆坦克的“暴徒”是不是偏执？往大里说，广场上几万学生，北京百万市民恐怕都患了偏执。可惜轮不到医生去绑他们，那“最可爱的人”早就把他们解决了。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们偏执过了头，而且人数也太多，据说中国又是个法制国家，不用点法律武器实在让外国人看得不过瘾。所以就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走的全是正规渠道，让精神病院的医生们感叹没有用武之地。

说到患了偏执的历史人物张志新，还有一点要说明。听说当时杀她时，医生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领导上本来最头痛的是，她连死都不怕了，万一在公审时喊点什么，那可叫领导下不来台。最后还是医生有办法，知道人无论是咳嗽还是喊叫，用的都是喉管(准是西医，要是中医，肯定从气脉上想办法，那效果就不是最佳)。谁要是说话太多得了喉癌，把喉管一割，人当时就没声了。所以他们才出此良策，足以流传好几代人。

前面提到杨建利偏执过度，还有一点要补充。在美国留过学的人都知道，要想在美国的大学拿个博士，就非得进入“偏执状态”不可，当然布莱登和巴林顿大学除外。而这个杨建利偏偏就拿了两个名校的博士，说他偏执过度一点不冤吧。杨博士回国时先去的是东北，后来听说他在昆明被抓时，便为他松了一口气。要是他在东北被抓，这会儿一定被绑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急诊室里过电呢。因为他的“偏执状态” 不仅深而且急，所以要送急诊。

最后，黄女士被“司法鉴定”为不是精神病了，笔者也就不得不扯点法律问题。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上一直强调的是，中国是个法制国家，要依法办事。那驻美的杨大使在外国记者面前最著名的一段就是“China is a country ruled by law” 。所以黄女士现在既然不是精神病了，就可以考虑行使点公民的法律权利，这样就有可能讨回那被敲去的1400元，也可以给广大在基层工作的领导们来个普法教育。黄女士可先告医院渎职和非法拘禁，再告政府部门信访办限制公民人身和言论自由。这样，除了医院要赔钱之外，弄的好可能还有国家赔偿。

既然说到了打官司，那就不得不考虑请律师的问题。但象黄女士这样的官司可能没有几个律师敢接，因为被告的一方是政府，而根据“中国特色”政府就是党，而从逻辑上说无论是公、检、法，组织上都归党领导。所以这个案子是向党的一个部门告其另一个部门，要再从逻辑上说这个官司就没法打了。这就好象是你把一个害你的人告上大堂，满以为能讨个说法，但不想该大堂的法官是那害你的人的亲兄弟。不光如此，所有大堂的法官都是哪人的亲兄弟。还不光如此，所有大堂的书记员、陪审员、法警，就连门口站岗的不知什么警都是他的亲兄弟，那你这官司还怎么打？

但黄女士并非无路可走，她可以考虑请中国著名张建中大律师。此君专打那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赢不了的官司，还居然胆敢替成克杰、李纪周这样在人民日报上被公开开除党籍的人(能享受这待遇的，中国历史上也没几个，有名有姓的可能只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了)辩护，你说他是不是也有点偏执了。所以偏执爱偏执，张律师没准儿还就接了黄女士的官司。但最近听说此君刚刚被领导上“批准”失踪，也不知究竟什么原因。要是因为是替钦犯辩护，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检查写的深刻点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是因为领导上认为此君太偏执，那就得到哈尔滨第一专科去找人，去晚了恐怕出来后就不是张律师了。

说到黄女士要打官司，倒不是想把那个领导弄进去，主要是讨个说法。因为领导怎么地都是领导，胳膊那能拧过大腿。还是信访办领导吴主任说话实在，“你们说那法律吧，中国的法律有些能执行有些执行不了，大多数执行不了。咱们现在还是人治，这是我从实践中得出来的。”

摘自《观察》(6/11/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