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的高樓大廈確實給人一種國際化大都市的感覺，再加上電視裏渲染的歌舞昇平，真讓外地人妒忌又羨慕。

記得去年的APEC會議四天就花掉二十億，十月二十日晚歷時四十五分鐘的焰火場面，堪稱「世界第一」、「領先國際水平」，代價不菲，花費了四千萬元。出席APEC會議的各國領袖，都獲贈中國民族特色服裝二件。服裝衣料是全絲雙織錦緞，一共訂製了六十件。每件工本費達一萬二千元(每枚鈕絆就二百元)。

江澤民得知後，說：值得，很值得！能圓滿召開，達到會議目標，我看政治上、經濟上、國際地位上，就不是二十億、二百億，甚至二千億的金錢數字能反映出的。經濟賬不能這樣算！

上海的真實面目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當我們看完居住在愛爾蘭的鬱申樹先生髮表在《爭鳴》第5期上的文章《霧靄沉沉「新上海」》，也許不但對上海，而且對CCTV、新華社、人民日報們所報導的在江澤民領導下的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真實情況會有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在中共治下衰落了幾十年的上海，如今重新受到重視，正向「國際化大都市」前進。但什麼都追求「高」「大」，虛有其表，而缺乏現代文明水平。空氣污染、交通混亂，以及底層弱勢羣體生活，和那種表面繁華，形成鮮明對比……。

耽於安樂意志消沉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上海開始了一支獨秀的黃金歲月，它對內氣勢壓深圳，對外鋒芒逼香港，取代香港國際地位的鼓譟甚囂塵上。近年一些先富起來到歐洲觀光的人，底氣十足地說，上海許多方面已超過巴黎。還有鐵算盤統計出來數字：上海人均國民總產值已過四千美元。經歷過大躍進的人，雖然本能地警惕任何「飛速發展」，但上海畢竟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它有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小巴黎和亞洲最大都市的底子，還有聰明勤奮的上海人，借改革的東風，創造奇蹟也並非不可能。

帶着半信半疑的懸念，我不耐五年的睽隔，去年初回滬省親。

飛機清晨抵達浦東國際機場，這是上海近年竣工的幾大建築之一。也許旅客稀少的緣故，空曠高闊的候機廳顯得大而無當。一出機場，我就有時空逆向的錯覺，彷彿不是從天空清明的倫敦到上海，而是從上海來到百年前的霧都倫敦。低空壓着一層雲不像雲霧不似霧的濁氣，我先還以爲這是一個獨特的壞天氣，因爲不提小時候碧空如洗的冬日，就是上次回國還差強人意。豈料，隨後的三個月，幾乎天天如此，即使有太陽也像被一層又一層骯髒的紗布裹住，只透出朦朧的微光，僅有三天讓我看見一個較爲像太陽的太陽。

氣候也在變異，深冬裏沒有清冽的寒風，卻像春末夏初的黃梅時節，終日瀰漫着粘乎乎溼漉漉的微暖氣息，家裏廚房衛生間的瓷磚上三天兩頭汗水涔涔。

這些都是大氣污染的結果。

然而我問周圍的親戚朋友，竟沒一人感知這種變化。相反，各界人士大多沉浸在自滿中，每個人的工資和住房面積在增加；每週總有一兩次公的私的飯局，交通也在改善，出租車一招就來，奔向醉酒當歌的場所。這不是小康麼，還圖什麼呢？沒有人探討整個上海的現狀，更免談關心外地及遙遠的農村山溝。上海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耽於「安樂」又意志消沉，這種麻木遲鈍的心象既是天象的原因，又是比天象更可怕的末日社會的世象。

拎着馬桶走進新世紀

上海最見變化也最爲人樂道的是拔地而起的一幢幢高樓，就在我滯留期間，上海的報紙自得地報道：上海的高層十樓已超過紐約、香港，列世界第一。卻不見領導和專家尋思：高樓造了百年的紐約和造了五十年的香港，爲什麼反「趕不上」造了十年的上海。記得十年前，在世界上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中，惟有上海僅靠公共汽車運輸，爲此入了吉尼斯記錄，報紙也作了自在的報道。忽倏十年，上海從自卑自怨的阿Q，一個跟斗翻到自大自狂的阿Q。

不說這些高樓對上海未來的負面影響，先看高樓內外的現狀吧。

我去走訪一位中學同學，雖然找到了他家的地址，但那一排熟悉的英國洋房已經匿跡，只剩一片堆着殘磚剩瓦的空地。我不由納悶，這樣的老房子在英國本土也只漲不跌，上海卻快速發展到更新它了？何況我的一個朋友向我抱怨，他家七十年代末就屬於危房，列入政府的改造藍圖，但「動」了二十多年至今沒遷，因爲地處上海邊緣，沒有外商買那片地。

我輾轉聯絡上那位同學，才知他遷入了一幢二十八層大樓，二十八層！二十年前二十四層國際飯店是上海最高樓，最豪華的錦江賓館只有十八層，如今普通百姓住進了二十八層臺．變化之大，可謂「翻天覆地」。

公寓的設施也差不多賓館化了，大門口和每幢樓設雙重警衛室(不是門衛室)，有保安人員二十四小時值班，還有專職清潔工。唯一不足的是地皮有限，四、五幢二十八層高樓彼此僅隔十米，只有走道沒有綠地，真有點賓館、辦公樓、居民住宅三不像。

我的同學的感覺極好，他躊躇滿志地告訴我，外商花高價買走他舊居的那排洋房，他拿到一大筆錢，再加在收益不錯的賓館工作，每月付按揭買下現在的房子。這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出租，月租金八千元。八千元？可算世界高水準了，上海人富得了得？

走出大樓，背後還是東一片西一片的低矮房子。

有了這次眼界，就不驚奇中學語文老師的情況了。她住在熱鬧的南京路上，幾年前東南亞的富商相中了那片地，她家已列入拆遷範圍，是亞洲金融風暴範延了計劃的實施．老師感嘆：當初動員遷居．她對石庫的舊屋依依不捨，覺得最好內部翻修更新，既改善住民生活又可保留城市風貌，如果全拆了，上海就面目全非了。

但是拆遷還繼續凍結，老師的看法變了。她三個兒子的單位都不景氣，下崗的下崗，勉強保住工作的也買不起房子，三個小家庭在父母處各佔一間等動遷，擠得她和老伴在五六平方米的亭子間打轉。現在她顧不得上海的形象了，只希望在有生之年住上寬敞的房子。望着老師花白又稀疏的頭髮，我也顧不得跟她談建築文化之類的問題，只祈禱她的願望早日實現，這是最基本的生存權啊！

這就是上海的兩極，也是市政府的政績。這些年市政府一直在做「大」文章：建造世界第一斜拉橋；豎起亞洲第一電視塔，壘出全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有「大」的撐門面，「小」問題可以忽略。市政府九十年代初提出：二十世紀內消滅八十萬只馬桶，這諾言至今沒有兌現，也沒人敢追問。盈千累萬無權無錢的上海貧民，無可奈何地拎着惡臭了一百多年的馬桶走進「新世紀」。

制度造就「醫療」

比起食住的聽天由命，死活的任人宰割更讓人膽戰。

我原在一家市級醫院工作，一位同事告訴我：我們科在任的主任是趙某，還兼醫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月薪一萬元人民幣。

真有這樣的事？因爲我太了解這個趙某了。

他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進醫院時，他已有十多年臨床經驗，是我應該尊敬的老醫生，然而我很快失望了。那一陣在急診室，他的工作原則是：患者病狀千種，我有一定之規。不管來什麼急診病人，他總是下差不多的醫囑，先掛上一瓶鹽水或葡萄糖水，裏面不外乎維生素抗生素激素之類。你要追問，他回答得頭頭是道，因爲無論什麼急病，這三素總湊得上。

一次，急診室來了一位吐血的外地農民，我準備收他入院治療，但趙某卻以病人手續不全爲由不同意。根據當時的規定，病人必需拿着縣醫院的介紹信，去省衛生廳的批轉，再得到上海市衛生局同意，才能來我院就診。我據理力爭，說如此危重病人，這一圈兜下來，也不必來醫院，可以直接去火葬場了。但趙某爲了顯示主治醫生的權利，「鐵面無私」地按原則辦。最後我被迫以「病人適合作研究病例」爲誘餌，爭得主任醫生的同意。我們的制度造就了趙某這樣的「醫僚」，他不需看醫書，不用動腦子，就憑那張六二年的畢業文憑混了二十六年。他當上了主任和「學術」委員，武大郎掌權，他選拔的後輩就可想而知了。一位當普通醫生都不夠格的工農兵大學生，也當上了副主任之一。

醫院設專家門診，主任副主任醫師輪流當「專家」賺外快，全國各地的病人慕大上海之名，揣着辛苦一年半載掙來的血汗錢，千里迢迢來求診，結果碰上趙某之類的「專家」，冤枉了錢還是小事，看死了也是你活該，你已經拜過「最高水平」了。

集最大最好最臭最亂於一身

九十年代初，上海打出「重振三十年代雄風，恢復當年國際地位」的名號。它雖然衝破了「解放前」勝過「解放後」的老調，但不敢直言「雄風」是靠什麼鼓起的，更不敢道出中共是導致上海失「風」衰落的根本原因，還不得不靠同一個中共恢復「雄風」。

十多年過去了，光看新建的高樓高架公路地鐵等硬件，似乎「雄風」重振了。但市政管理毫無改觀，尤其是交通管理，還是解放後一貫的雜亂無章。

在國外城市久住後，回到上海有點像剛會走路的幼兒不敢過馬路。因爲除幾個熱鬧處，全市交通路口不設行人信號，老老少少隨時隨地過馬路，和汽車交叉穿行，好一幅人車爭道的險象。

時下各級領導經常出國考察，應該懂得：安裝行人信號燈，是現代化都市最基本的市政設施，它既可加快行車速度，又可減少車禍事故，還增強了市民的法治觀念和現代都市的生活意識。

所以，井然有序管理一流的城市，再小也是現代化的，反之，再大也只能是一個「大集市」。

可惜，領導們一直忙於各種面子工程，比如爲迎接APEC會議，急於挖人工湖(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