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本身的可議之處

任何國家，不論其爲民主抑爲專制，都有維護秩序的需求。其間的差異只在於：在專制國家中對於「秩序」的要求標準比一般國家高得多，而當它覺得秩序受到挑戰時所採取的鎮壓手段要嚴厲得多，而民主國家則反是。作爲中國一部分的香港自亦不例外。香港在英國人百餘年的統治之下，並未建立民主，但是卻建立了一套基本上完善的法律制度，香港一個半世紀來的繁榮可以說就是建基於這套法律之上的。

此次法輪功學員的「示威」，如果我們稱之爲「示威」的話，其地點距離中聯辦車輛出入口十餘尺，整個人行道寬三十餘尺，並不至於妨礙交通。論人數則只是西人學員四人，外加前來聲援的香港本地學員十二人，一共只有十六人。論其行爲則只是拉了一面橫幅並靜坐練功，既無激情的口號又無吵雜的喧囂，而因此就被警方強力取締，所以取締的本身的確是有可爭議之處。

*對於「一國兩制」的衝擊

這件事情看來雖小，但是它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其實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一九八０年年代，鄧小平與英國談判收回香港時，爲了化解英國與香港民衆的疑慮，所以推出了「一國兩制」。簡言之，北京要的是「一國」，而香港得到了「兩制」。在鄧小平的設想中，「兩制」是香港未來持續保持繁榮安定的最大保障。鄧本人非常清楚，如果變成了「一國一制」，則不但香港的繁榮安定無法保持，香港反而會變成北京的包袱。進言之，所謂「兩制」就是說香港的制度要有其特色，絕對不能和大陸內地一樣，否則就不成其爲「兩制」了。而要維持這個「兩制」，就要有「三個不變」：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及法律制度基本不變。也就是後來人們口中的「馬照跑，舞照跳」。

所以當時鄧小平要收回香港時可謂煞費苦心。那麼這套「一國兩制」的安排會被誰所破壞呢？按照中共向來的「階級鬥爭警惕性」來說，問題必然來自外邊。所以不甘心失去香港的英國、反華亡華之心不死的美國、甚至身處臺灣的「國民黨」都是可能的嫌疑犯。

如果按照它的邏輯來看，這些疑慮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從事實的發展來看，真正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會帶來根本性破壞的，其實只能是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爲在香港所實行的制度究竟是「一制」或是「兩制」，其分際只能掌握在北京或香港的手中，其它的政治力量——不論是英國、美國或是臺灣——是完全無法產生影響的。當然，對這個分際的掌握，北京的力量又遠遠大於香港。因爲如果香港對於這個分際掌握得不好，北京有充分的權威去加以糾正。但是如果破壞分際的力量來自北京，香港是絕對無力抗衡的。

在香港的「一國兩制」之下，宗教信仰與集會遊行原本是市民的合法權利，這與大陸內地是有明顯區別的。這次香港警方拘捕法輪功學員的事件，其原始的推動力量來自何處我們還不清楚。如果它是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的主動，則北京爲了維護「一國兩制」對於香港市民以及國際社會的可信度，就必須加以糾正，而且這是它可以作得到的。反之，如果這個壓力是來自北京的話，人們就不得不爲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而憂慮了。

*如何維護「一國兩制」

明白了對於「一國兩制」傷害的真正來源之後，如何維護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首先是北京必須發揮自制，在「一國」的大前提下，真正尊重「兩制」的特殊性。這種尊重不能只是表面的或是口頭的，必須落實到行爲尤其是法律運作和制度的層面。其次是香港特區政府。港府必須要自覺地維護這種兩制的特殊性：一方面也要自制，不能在心態上事事逢迎北京；另一方面，當北京的行爲「出格」時，要站在一國兩制的理上，與北京充分溝通，提醒後者尊重兩制的特殊性。第三則是香港市民。在現代社會中，人民固然有守法的義務，但是當政府自身不守法時，人民亦必須挺身而出敦促政府回到法律上來。否則今天發生在十餘位法輪功學員身上的事情，明天就有可能成爲政府對待每一位香港市民的作法了。

平心而論，對於處在特殊時空的大陸和香港而言，一國兩制是個不錯的安排。如果真正信守的話，它未來有可能對於全中華民族都會帶來好處。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見，「一國兩制」的維護確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還需要人們持續的關注和努力才有可能成長和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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