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性质定位以及命脉走向都是影响至深的，就如手术刀在体肤上切出的第一道口，都致关整个 “事业”的功败垂成。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不是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不是俾斯麦，是杰弗逊而不是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之间抓到了一付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灿的扑克好牌，这批不知从哪里突显出来的优秀而且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其额头和眼光闪烁着同样的智慧和寓意的光环－－同样的精神豪迈，同样的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和纯洁，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地向着一个目标光点挺进：独立，平等，民主，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人物真是太伟大，太自尊，和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达成的共识，那种彼此扶植从不欺诓的同道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定力－－真是一点不象后来的政客。你看不出唯利是图的狗苟蝇营之辈的蠢蠢欲动，听不到密谋者的窃窃私语和磨刀霍霍；没有异邦常见的的那种宫闱政变和“鸿门宴”那样的权力搏杀，更没有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那种祭台血腥……这群高智商的“大号人物”，他们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而又热情澎湃，勇猛而又不失教养，喜欢真实的竞争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勾绘一幅叫做“美利坚”的新地图，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慧，和道德。

在这场浩繁的理想建国工程中，发生了几件很令人感动又影响深远的事情。新生国家的政治雏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和人文理念之中。按一般民族解放的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最具有负责精神，贡献最卓越的人来担任，因为唯有如此具最高威望者才匹配这种象征“统一” 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需一个镇得住天下的人来坐天下。其时的美国，非乔治·华盛顿莫属。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垂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家有个说法：华盛顿打下一场美国革命，而杰佛逊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独立宣言》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司令和参谋长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就是，或者如刘邦和赵匡义那样，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喑熟历史的人们都清楚，胜利以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常表现出比“造反”本身更凶险更血腥的场面。造反者剩余的激情此际无一例外地转向阴暗，贪婪和狭私，“共患难”岂能“同富贵”？就是你不这样想不等于别人也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别人不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谁掌握了军队就等于将国家抄进自己的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博萨卡，苏哈托，波尔波特……无一不把军队视为家产，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去了命根子和最大的权力筹码，犹如虎咀被掏走了虎牙，按照“丛林法则”一天也休想活成。

而此时华盛顿又是如何想的呢？他在思考军队和政府的关系。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通过时，大陆会议就正式将军权授予华盛顿。然而这个当时仅仅是概念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授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新大陆的子弟兵。八年浴血，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理概念。现在建国者遇到一个棘手难题，对这些战功显赫，九死一生的将士如何安置？……正义的召唤使他们身上的布衣换成军装，可胜利以后的美国需要的是和平建设而不是斗争搏杀，美国不需要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真正成为一制真正有益于保卫国家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洲和亚洲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庞大激情，如果战后得不到合理“中止”，得不到妥善转移和稀释，那将是最为可怕的，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危险，成为损害国家危害人民的巨大破坏力。如何确定军队的性质，如何设定军队在国家中的职能，这成为避免恶性政治与独裁专制悲剧的最大运作环节。

对于当时的美国，要实行这个理念并不轻松，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他就是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瓷实，彼此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挚。按一般理解，双方利益维系无疑也是最紧密，算得上是“唇齿”和“皮毛” 的共栖关系。国会静静地等待他的抉择，代表焦灼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将军……虽然大家心中已经悄然埋伏下一个答案，但它只能充作“候选” 的方案，谁都清楚杰佛逊的预测，无论将军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军队都会奉为圣旨，而国会如果不能绝对接受，国家就会产生的后果。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有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痛苦和疚愧：这支刚建立起来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任何应有的犒劳，而此时财政一片空白，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和退伍金。尤其是伤残病员，也将得不到任何抚恤……如今却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主意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个人在八年浴血中积攒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大家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检阅台，他要去为他的国家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随己冲锋陷阵的累累伤痕之躯，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在恳求了。寂静中，士兵们垂下了头。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态齐刷刷地向后转时，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每一个战士……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但为了新生的国家，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从构思到决策，从颁布到履行，没有吵闹，没有喧哗和牢骚，更没有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美国第一代战士，就这样遵循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决意要和自己的士兵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他先将军中的行装打成包裹，托人带回他的故乡蒙梵侬庄园，然后去找杰佛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而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本不奇怪，尤其是华盛顿更不足怪，军队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在这“紧要”关头竟无人来挡驾，没有“臣子”们的联名“奏本”－－哀求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万民而去”云云。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擅长于“成人之美”的好事者自然也有过，只是华盛顿死活不吃这一套。近翻阅一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其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１７８２年５　月２２日寄自新堡》。此信因于一位保守的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战方酣之际，他曾暗中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捧颂一番以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个“金点子”：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个对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是“精神犯罪”但如此劣迹却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那些热衷权势的主子眼里，这不失是大功一件：狭义说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说亦可看为是一项“民意调查”的收获，让主子触到一种妙不可言的 “前景”……谁知，这份从后面塞进来的厚利却让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被学生贿赂的老师那样，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自问之中。我何以使人产生这种恶念？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让人落下如此映象？在这封“尼古拉大校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地问：“您所说的军队里有如此的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第一次使我受到如此重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我的过去所为，究竟何以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作出对国家如此祸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 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误念，勿再任其传扬流传，寄予厚望。”显然华盛顿将这后门爬进来的屎克螂，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从后门又将起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作为。这也大大震撼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尼古拉”们。此时距独立战争的胜利还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的大厦里，有一巨幅油画，讲述的正是２００　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交还军权的情景－－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那时国会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开国元勋和国会议员济济一堂，屏息等待那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人们在接受“国父”卸职的鞠躬礼作为一种理念的象征－－从此它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民选的议会却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只能够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华盛顿出场了，他的鞠躬程度超过众人想像，代表们无不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在用身体的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理念作出最彻底最清晰的阐述。将军的发言极简：“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历史舞台，并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她的命令下，我奋战已久……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一切公职。”他以前的部下，现在的国会议长致答：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倍受压迫的人们树起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人民的祝福退出这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没有随着您的军职一起消失，他将永远激励我们的后代！”据史籍记载，当时几乎所有的眼睛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这些在过去政治金字塔周围始终萦缠不清的问题，就这样被华盛顿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命位。他们的性质和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之上，不得混淆和僭越。将军向议员们的深鞠躬是为的人们永远记住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的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的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用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法公民，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也将随着任务阶段的完成而及时中止……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就如慈爱的父母为孩子提前种下的疫苗，此后在美国政治历史的机体上始终避免了“军事独裁”的凶险。２００年来，枪指挥国，枪指挥政府这类国际上屡见不鲜的惯例，在美国终没出现，而且还终究无出头之日。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２００年，“国家绝对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的理念，在美国公众中也扎根了２００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秩序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这与华盛顿和美国开国元勋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１９７４年６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倒运，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冒失提议，是否调８２空降师来“保卫”白宫？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令这位武夫无地自容，他说：“坐在刺刀团团环绕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国总统的。”那幅油画不是白挂的，也不是一道装饰，它是一堂生动的课，也是一块红灯闪烁的警告牌。它镌铭着第一代美国的创业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不会自认为比华盛顿伟大，更不敢将当年乔治交出的权力劫回来。保卫白宫和保卫每一座民宅一样是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集团都不得向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绝不会沦为“御林军”或“锦衣卫”。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停滞的权力也绝对停滞一个社会的进步。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是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仪式一结束，华盛顿就真的回家了。他象一个凯旋的士兵，吹着口哨，两手空空，沿着波托马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里有一栋两层简楼，家人和几条狗在等待着他。５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通知正式下达时，他的休养计划再次被中断。连任两届以后，他坚决辞去最高权力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这时他明白，如果他本人乐意，即使再“耽搁”几任，是决不会有人来喊“下课”的。但这样以来，等于背叛了他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也等于不尊重国家和人民对他的尊重。离职不久，他就在故乡的简楼里面平静去世。

平民－－将军－－平民－－总统－－平民。华盛顿写完了他平凡却又伟大的生涯故事。８年军旅，置生死于度外；８年总统值国家最危难之时，没有任何“荣福”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的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那个提议以“华盛顿”作为首都城市命名的人真是太有智慧了。人类历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能经得起时间，真相和道义检验的却是凤毛麟角。有些凭借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当朝，但“验明正身”以后很快黯淡无光，甚至被弃如粪土。然而“华盛顿”却不，作为生命的个体，他的清白，诚实，以及所有伟岸的特征一直保持到了他的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的内涵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的，相反，历久而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和感激亦随着历史经验和世界参照的日益积累而显得愈发强烈！……

（本文原刊于国内出版的《读者》杂志２００２年１９期，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