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1999年，當江澤民先生經歷幾年鄧小平垂簾聽政的磨練，執掌實權並終於鞏固權力，黨政軍一把抓後，就在那個熱得反常的夏天決定鎮壓民間信仰法輪功。手中握有國家全部權力，可以動員全部社會資源，開動所有鎮壓機器，要鎮壓法輪功似乎不費吹灰之力。俗話說，財迷心竅。其實，最容易迷住人的心竅的，是權力，是不受任何制約，不可一世的權力。江澤民先生的惡夢，就從那個時候開始了。 現在，據說中國共產黨要按計劃召開十六大了。十六大以前，誰上誰下，半下還是全下，個別下還是一起下，要上大家上還是我上你不上，這樣的傳言就到處飛了。流言蜚語，紛紛揚揚，空穴來風，半真半假。可以想像，在那個圈子裡的人，此刻緊張得睡不好，是騰達還是落魄，就在這一下子。而對於當家作主了半個世紀的老百姓來說，這種對不可測的政治運作的等待簡直煩得死人。誰上對老百姓一定是好事，只有天知道。中國政治的詭秘，已經到了人們不願猜測的地步。
在此以前，曾經有過報導，說江澤民先生流露出嚮往退休後安享天年的正常人願望。江澤民先生是揚州人，一定熟悉鄭板橋“老漁翁，一釣竿”的樂趣。他在國內外的各種場合表現出他的才情，他顯然不是一個不懂生活的政治機器。他等待著退休以後的安閒生活，這是可以想像的。可是，他怎麼就不知道，當他貿然違憲地下令鎮壓民間信仰法輪功的時候，當他就此開始違法地濫用權力的時候，他就走上了這個舊制度給他安排的不歸路。你有權，走出第一步，即使為所慾為也不難。發現走錯了，想回頭，可就難了。這不，如今要開十六大了，到了江澤民先生按照先前承諾“下”的時候了，他開始吞吞吐吐起來，不想下了，至少是不想“全下”了。
回顧一下江澤民先生的前任們，就不難明白，“下”，非不想也，乃不敢也！
這就是權力迷住心竅的結果。當他下令鎮壓法輪功的時候，他不會想到，和幾千萬民眾的信仰相比，你個人手裡的權力算得了甚麼，那不過是過眼煙雲而已。
論權力，誰能和毛澤東比。毛澤東算得橫了，這三七開的功過比例，豈是自己說了就能算的？能做得讓秦始皇焚書坑儒像小巫見大巫，卻免不了自己的名字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一點，聰明得把全國人民都可以當傻瓜擺佈的毛澤東，大概在生前就終於看到了。他知道，當死神最終讓他“下”了以後，他這個“案”，是總有一天要翻過來的。而且，翻他案的一定是他的接班人。他作的孽，就是留給接班人的遺產。清算他的罪惡，就是他的接班人鞏固權力，取得合法性的必要功課。
所以，他先下手為強，拿下了自己親自挑選的接班人，最最親密戰友林彪，又一次出奇兵，親手選了一個“工農兵樣樣幹過”的造反隊王洪文，打的主意就是：把一個地位卑賤得不能再卑賤的人從底層拿上來做皇儲，這是最不可能將來翻案的人。可是，不過幾年，毛澤東重病之中，又不放心了。臨終之際改了主意，選擇華國鋒。其中之苦衷，一言以敝之：你辦事，我放心。辦甚麼事？放甚麼心？不挖祖墳，不翻案也。
毛澤東的去世，是這個制度第一次在死神的逼迫下實行政權交接，也創下了政權交接的最惡劣先例。毛澤東手選接班人的幾次變卦，實際上為這個國家訂出了這樣的政權交接規則：第一，由現行的最高執政者親自決定接班人，即下一任最高執政者；第二，最高執政者挑選接班人的第一條件，也是唯一條件，就是接班人忠實於現行執政者，所謂“兩個凡是”；第三，為此，接班人必須表現出忠誠，首先是沒有野心，沒有才華，沒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儘管早就有所謂“接班人幾項標準”之類的漂亮話，其實選擇接班人就是要選擇一個極端忠心耿耿的庸人。想做接班人嗎？那就要表現得是一個忠心耿耿的庸人。
毛澤東的選擇是成功的，也是必然要失敗的。華國鋒“忠”，要“忠”到如此地步則必然“庸”；“庸”到如此地步就擋不住翻案的歷史潮流。我們親眼看到了，歷史演出了毛澤東一定夢見過無數次而最不願意看到的劇本：飛快地來了一個華國鋒下，鄧小平上，而“永不翻案”的鄧小平一分鐘也沒有猶豫，馬上翻案。從此，在中國人的政治詞彙中，“永不翻案”的承諾再也不會有人相信了。鄧小平無意中留下的政治遺產是，最高執政者永遠沒法相信他的接班人。要表現到現行執政者放心的地步，要麼是真的“庸”，“庸”到不顧歷史潮流“兩個凡是”的地步，從而輕而易舉地被“永不翻案，一有機會立即翻案”的人取而代之；要麼就是偽裝的“庸”，韜光養晦，城府深到任何人窺視不透的地步，只等著大權在握才大展身手，這樣的人會忠心耿耿嗎？當然不會。
鄧小平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知道，經過幾十年的革命，出爾反爾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他想打破這種生前親手挑選接班人，死後接班人必然挖祖墳的循環。這一次，他親手挑選接班人，並且要親眼看著接班人執政。從而，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演過無數遍的“垂簾聽政”。執政黨的中央居然會 有一個秘密決議，來一個退而不休，真可算是當代社會的一大奇觀。鄧小平就這樣當了幾年自己墳墓的守墓人，以防止親自挑選的接班人挖了自己的墳。
結果是，鄧小平把中國政治交接的模式弄得更為複雜詭秘。除了退而不休，“集體領導”，還有一個幽靈般的“隔代欽定”。如今，終於到了江澤民先生該“下”的時候。
當1999年宣佈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我就在想，這事情一開頭，豈是三年兩月就能了結的？江澤民先生怎麼收這個場呢？你的權力再厲害，能有幾年折騰的？且不說鄧小平時代定下的到了年齡要“退”的規矩（這是鄧小平留下來的值得肯定的政治遺產），就算讓你像毛澤東一樣執政到死，就算讓你像毛澤東希望的那樣能活一百二十歲，這權力之厲害還是“暫時”的。幾千萬民眾在苦難中的信仰，豈是幾十年鎮壓能夠消滅得了的？如此違憲鎮壓民眾的案子，豈有不翻之理！翻案只是早晚的事情。時間拖得越長，鎮壓所積下的血淚冤案越多，時間一到就翻得越快。
明眼人不難看出，這祖墳是挖定了的。而挖祖墳的，必然是將來的執政者。接班人任你選，隨便你選甚麼人。你積累下的執政罪過，卻仍然是未來執政者手裡可以使用的財富，清算你的罪錯就是他的上任政績，沒有甚麼人可以阻擋他使用這筆政治遺產。在這樣的制度下，執政者唯一可以信任的，是自己的兒子。就像金日成選金正日接班一樣。毛澤東如果有可能，一定會選擇自己的兒子當接班人，證據是，他甚至考慮過選江青當接班人。可是這一條現在在中國也難以做到了，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廢除了世襲制，而是因為毛澤東的長壽，使得後來的接班人不到六七十歲就接不了班，在接上班的幾年裡來不及把兒子培養成接班人的地位。如果讓江澤民再執政十年，他選擇兒子當接班人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道理非常簡單，他們自己明白，將來只有兒子是可靠的，兒子不會挖祖墳，因為兒子挖祖墳會傷及自己。
這就是如今江澤民先生慾退難休的原因。這就是中國政權交接特別難的原因。
這種政權交接的詭秘危險，植根於舊制度的權力結構。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權力的過分集中而沒有任何制約。位於權力頂端的那一個人，擁有過分大的權力。這一個人的權力，不僅沒有其他權力的制約，也沒有自身程序性的制約，從而必然使得這種權力的實施帶有個人的特點，帶有任意性。這種過分大而集中的權力，既然帶有個人任意性的特點，就必然要這個個人承擔起權力使用的責任。千秋功罪，難以逃脫！
這種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和交接方式，使得中國的龐大執政集團至今沒有人懂得怎樣和世界民主國家打交道，不懂得民主國家裏，權力是有分權和制衡的，是有程序約束的，權力並不是某個人的事情，人家是政黨輪換的。這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是常識，中國的執政集團卻就是死不明白，居然會用導彈軍演去做工作影響人家的民主選舉。如此蠢的事情，就是出於這樣的陳舊觀念。也就是這種舊制度下的舊觀念，使得江澤民先生一方面要表現自己的開明，卻死死咬住：“我們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從而和中國濫權者的惡夢相伴終生。
舊制度的這種交接方式，從此還將使得中國社會變革具有這種十來年一個週期的特點。在此交接前，政治和社會改革將是一個停滯期。老百姓只能耐心地等，按住性子熬。而在交接之後，變革才會發生。變革的好壞卻永無保證。而我等著的是，總有一天，有那麼一個執政者，反其道而行之，說：“西方的三權分立，我們也要搞，”像蔣經國先生那樣，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政黨輪換，從此打破中國政治的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