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展就得办教育，而且要办好教育。《中国青年报》曾讨论到中国国民素质特别是科学素养差的情况。进一步追问下去，则是教育的问题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计算，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入中做出贡献的比率是33.9%。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证明：教育投资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分别为25%、33%。现在的比率则更高了。这是“经济人”的眼光，虽说能说出中国的问题，但还是狭隘的，不能说到中国问题的要害上。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对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调查后，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没有将教育办好，对不起，老百姓可不会只是埋怨着国家落后，而是要担忧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没着落可咋好的。农村的孩子没幼儿园上，或者幼儿园只是看看娃儿堆，农民就有意见；上学了没有好的学堂，农民也会有想法；考中专考大学了，就因为是农民的孩子，考分就要比城里的孩子高，农民就要有牢骚、有火气，甚至有怨恨。考不上大学，因为户口限制，总是没有城里人机会多，农民肯定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城里的孩子现在除了个干巴巴的户口外，其他从小到大要担的心事也少不到哪里去。人总是想有出息的，出息就是发展，要发展就得有好的教育。这是什么？这是人权。

半个世纪来，我们的教育怎样呢？有成绩，例如学校多了，上学的人多了，学校教育的种类也越来越全了，但是，问题更多，从教育体制到教学方式，从教育投入到办学效率，从师资队伍到学生质量，从教育内容到人才结构，尤其是在教育精神、教育品质上，问题都很严重。

如果说国家财政也是人民劳动的积累，而其中的教育投入却不能达到应有的比例，那么，在投资上就已经首先造成了人们的发展权受挫。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1994年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世界平均水平为5.2%，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为3.9%和3%。我国呢？1992年2.99%，1993年2.76%，1994年2.52%，1995年2.41%，1996年2.44%，1997年2.49%。1998年呢？朱总理在1998年7月3日讲：自1998年起，到2000年，中央本级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支出，将年增一个百分点，也即25.25亿。全国呢？这几年实际只增200亿左右，而如果要达到1992年中央订下的计划，也即每年教育投入须达GNP的4%，则据测算1998年至2000年的三年中，每年至少要增加600多亿（一说为700亿元左右）。如此看来，除了发行债券，否则，这三年4%的目标难以达到。

据1996年统计，我国尚有2亿多文盲，此外，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富裕地区不仅为了早谋生而辍学的儿童还在不断补充进来。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市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0%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需要顺便指出的是，各地扫盲人数统计中的“水份”也很令人头痛，例如连全国仅有5名的“中华扫盲特等奖”都被安徽人作了假，那扫盲人数的统计也就可想而知了。）知识结构最高的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只有13%，还不及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科教兴国”的口号似乎喊得太“宏观”了，说得挺婉转，笔者要说，不是什么“宏观”不“宏观”，而是各级领导压根儿就把它当作像环保一样的软任务了，有的省喊什么“科技兴省”（这喊本是多余的！）或“建文化大省”，实际怎样呢？看看它给省属院校的拨款就知道了。由于教育从人本主义看，是最短线最直接的投资，但从经济学看，毕竟是最长线最间接的投资，注重当前“政绩”的各级领导，当然就不会真重视，一些官僚其实是从不想什么千秋万代的事情的。此外，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主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性、工具性的突出举世无双，学校中最重要的教育是政治思想、人生“品德灌输”，急需的是毕业后马上能派上用场的科技，这样，什么以人为中心，作为人权看的教育当然就进不了我们的意识形态，还能指望“现实社会主义”什么呢？追求政治上的大国地位特来劲，可你的教育以及国民的科技素质，只在最不发达的行列中徘徊，总不够体面吧。

投资既不够，那么效益又怎样呢？有学者研究，中国教育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韩素贞在1998年《上海高教研究》第6期撰文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相对成本高，师生比值大，总体效率低下。文章说，在相对成本指标面前，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之高，令人咋舌。1990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日常经费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93，分别是韩国的32倍、菲律宾的17倍、美国的9倍、加拿大的6倍、日本的4倍。中国教育浪费之大、教育效益之低，同样是世所罕见。主要表现：教师的利用率太低，授课时数不断下降。按照国家教委规定，高等学校教职工与学生之比应为1:3.3，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应为1:6.6；而1984年的实际情况，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1.8和1:5.9。世界银行对中国136所大学的调查结果，平均师生比为1:3.7，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是1:12，美国是1:15，法国为1:25。由于教师“相对富裕”，解决他们的生活成为教育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占用了大量的教育投入，牵制了事业的发展。1990年全国教师工资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高达68%，在国际上居于中等偏上，教育经费属于“吃饭”型。

山西省太原市某国家大型一类企业，其子第学校初一班有8名教师，而1998年才招到学生2名。怎么办？校长说，就是只有一名学生也得开课。我却想，假如一个学生也没有呢？“吃饭型”与“混饭型”只有一步之遥的。

胡鞍钢、施祖麟在1999年2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上从另外的角度，发表了相关看法──

199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普通高校教育经费80.3%，而韩国与我们相反，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高达80%。现行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的，并服务和适应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以来，其高度集权和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两大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

⑴政校不分，原国家教委对全国所有高等学校仍在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几乎无所不管，无所不包。⑵国有高等学校人浮于事，冗员比例恐怕居全国各行业之前列。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现有职工103万人，其中教师为40.5万人，仅占全部职工的40%，而行政后勤人员比例高达60%；1990年普通高等学校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为5.2人，到1997年已提高到7.8人，但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4.3人）的一半；1990年平均每个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1919人，到1997年提高到3112人，但是每个学校的在校学生规模仍然处于低水平。⑶人才要素流动性低下，一方面因教师待遇低下，留不住一流人才，另一方面又因缺乏竞争机制而不能淘汰不称职的教师。这样，仍保留计划经济模式的高等学校不仅成为过重的财政支出负担，而且也成为高校加快发展的包袱。正如朱镕基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系统吃“皇粮”的人太多，特别是行政后勤人员太多，不改革是不行的。

更难听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校长一走廊、科长满广场。”

一位教育界人士在1999年3月9日的《科学时报》上撰文认为，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后，所有的问题都汇合成一种整体的滞后效应。乍看起来，每一个问题都成了发展的瓶颈，人口问题、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等等，而关系到中国全局性的，特别是涉及到下世纪上半叶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可能还是教育。

从教育意义上的二元化结构看，城市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大小城市之间、代际之间，人为造成的差距正在拉大；伴随着僵化的户籍制度、招生制度、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中国教育的深层次问题由于经济市场化的拓展而逐步暴露出来。在外围改革的潜力（如招生并轨、自主择业）已经耗尽，内在的改革尚未到位时，中国教育的弊端就越发显得突出。

此外，就像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虚位”带来员工积极性无法发挥，以及企业办社会造成资金紧张、步履维艰一样，教育产业系统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同样面临着类似甚至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铸造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师角色，教师并没有赋予职业的内容；可怕的是，教师在相当意义上只是谋取社会生存的手段和工具而已，这和教育官员、学生求学本质上都是为个人谋得较好生活地位一脉相承。这当然会缺乏高境界进取的动力。

目前中国的软件产业值不到GDP的1%（见《科学时报》1999年1月4日），信息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远远落在印度后面。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先生近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软件业的落后主要与对人的个性缺乏尊重的教育有关！这在企业家中算是高见。我国的科研教学人员居世界第4位，但反映中国知识创新能力的专利指标处于世界39位，不及泰国、智利、斯洛伐克；有关计算机、英特网用户、上网主机的千人平均数，世界前40名没有中国的影子（以上有关竞争力的指标见《世界经济》1998年第8期）；教授的待遇不断下降（同技工的起点工资比，其倍数在1936年、1956年、1993年分别为28.6、6.8、2.7，最高工资比分别为47.6、9.7、4.6（见《科技日报》1998年6月13日）。这两年在清华、北大的工资改革牵引下，各地高校硬着头皮追涨，结果当然是学校官员近水楼台，很多其实能否当好教研室主任都成问题的校长们，现在比朱总理年薪高的大有人在，学校工资分成近20个等级，校长大都在塔尖，教师们呢？说穿了就是按年资，除了少数几个业务好、最重要的是恰好与领导关系也好的才能“破格”，业务能力仍然不是最重要的杠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分配改革，不会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我从一开始就指出：今后高校内部因分配不公造成的矛盾必将升级！许多教育官员其实根本不管学校发展的后劲，而只关心在位多拿些钱，很小人、很没有出息的。

按照世界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美元、500美元、600美元时，其平均教育预算应分别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3.5%、4%，中国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1000美元，1993年教育行动纲公布2000年教育预算开支将达国内生产总值4%，结果是开了空头支票。要不是朱总理赶一赶，欠账还要比现在更多。

有定军先生这样说：教育本身是一种产业，并且是赚钱的产业，美国的教育产值处于美国经济所有产业的第三位，仅教育服务一项一年创下的收入就达2000亿美元，提供了200万人的劳动就业机会。看来我们并不仅仅是对教育不重视的问题，而是对教育的认识和观念没有到位。每一个有清醒头脑的人应该明白：教育不行，只能误国误民；教育落后，可能绝子绝孙。定军先生说的当然对，但他没有料到烂招、乱招学生，将价码抬到相对高到美国的几倍，这样的“垄断生意”是不能算作规范的产业的。

最为严重的问题更在于：一方面人们为教育的落后心急火燎，一方面人们却不能就教育的改革认真讨论，畅所欲言。都说中国人不笨，甚至聪明，不必抬杠说：请问哪一个民族的人生来就笨、就不聪明？但为什么一谈到教育人们的思想就像僵住了一样呢？别的不说，办教育就得有教育家，像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竺可桢、陈序经……等等那样的，可是，我们不能只说1949年前的，以后呢，有哪怕一个校长能够有资格与前述那些教育家相比吗？

1949年以来何以无教育家？

什么是教育家？不但有最先进的教育思想，而且不管艰难到何种程度，总还算幸运地通过办学实践、实验，体现、印证了其教育思想。能成为教育家，是很幸福的。教育思想家比较教育家显然容易些，他只需要著书立说，因而最大的担忧是思想有了，写成文字却不能行于世。教育家更难了，教育思想家的难他都有，此外还有办学的权力和金钱等物质条件能否具备的烦难，以及执校政中的实践考验。20世纪是中国现代教育产生发育的世纪，如果一劈两半，前50年与后50年的教育成绩，各有千秋。就教育家的多少比较，是前50年成绩有，后50年没有成绩。1949年以后即便仍然有所作为的，作为个人，其基础也是之前打下的，也是之前更出色，之后理当更好，却相形见绌。

中国几十年来的大学校长，大多数都不够格，不仅是指实绩上不够格，而且是指思想学养上不够格，这不是说这些校长是天生庸才，不是的，他们无一不聪明，脑筋无一不好使。而是别有原因。一是随着社会军事冲突的结束，政治的一统局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而政教合一的体制使教育成了政治权力的仆从。二是知识分子的生存资源简化为唯一的单位分配，使得解放前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的大知识分子再无大气可言，与屑小之徒一样沦为单位的依附者。教授尤其是名教授自由空间的丧失，使得由任命而来的教育官僚，不再担心教授们的独立人格会影响其权威，而在红旗下长大的知识分子又天生缺乏独立人格、主体精神，于是，学校中的官僚政治便畅行无阻。三是一波连一波的政治运动、思想专制，逐渐将学校变成标准品复制的模具，几十年时间的控制强度足以使异化、畸形发展成为文化习惯，即使如北大这样的独立人格众多的精神家园，也由先是退化、分化为“地上的北大”与“地下的北大”（1957年前），变到地上的北大恶性膨胀，地下的北大恶性萎缩（1957年以后）。在这样的思想罗布泊，自然教育家无内生的可能。四是校外文化环境，无一例外均无自由可言，教育思想便只能蜷缩在个人心中。“文革”结束以来，中外交流的出现，应该说使得教育思想有了新生的机缘，但校外文化环境（出版、言论）并没有质的改善，所以，教育思想也仍然难脱旧制。虽说近几年有了社会办学，但由于时间短、力量小、利欲强、规范差，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教育家作为。

看看现在电视上地方官员纷纷表态吹捧江泽民的新思想吧，学校又怎能不受冲击？“六四”以后，人们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的极左堡垒一是党政机关；二是军队；三是学校。党政机关由于社会发展压力，至少在经济等实际工作中，也不得不与极左作有限的告别；军队有其特殊性，即便在非政治化实现后，什么左呀右的军队也只是不管而已，再说党领导枪的原则（技术性的，究其实质还是枪杆子决定一切）决定了党军不分，因此，唯有学校这一块的极左依旧是最不合理，最不可原谅的。这是对科教兴国的莫大讽刺。曾经从《南方周末》上看到一小小报道，内容是部分政协委员，严厉指责教育部是政府诸部委中最保守僵化的一个部。诚哉斯言！其实，看到问题及其症结所在的明白人，又何止千万众！中国人是心里有数，行为上没数。

中国教育的出路，首先在于党教分离、政教分离；其次在于教育官员的内生和独立自主；再次在于教育管理的法治化、民主化。那时，作为教育家生存基础的自由教育局面才能形成。这几年来，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力促素质教育，由于回避了上述要害问题，颇有缘木求鱼之窘。笔者曾用一次如厕的时间，看完几万字的东南大学的“素质教育实施办法”，办法挺花，但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说是些枝枝节节的办法。

我的一位当中学校长的故乡朋友曾说，现在的教师大多只是“识字的农民”。王振耀先生不无偏颇地说到：现在的大学教授，民主意识连已经实行了自治的农民都不如。信然！束缚使然！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最日常化的方式是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向组织交心──一些知识分子因此而远离祖国，很多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仅仅因此而不愿回国，有的回来了又重新出走，那时就注定了后来教育家不毛之地的命运。又其实至迟在延安时期（如果不向新军训练、黄埔军校和农运所作更远的追溯的话），其宿命的种子就种下了。

没有教育家而有好的教育可乎？未尝闻见。悲夫！我愿天公重抖擞，让泱泱中华出几个教育家吧，教育乃“立人”之本，人立而后科学兴，科学兴才有知识兴、万业兴、国家兴。权力者们还想把科教兴国的口号空喊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