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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良夫婦與晚輩們 |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為紀念“西安事變”65週年並紀念將軍，南方週末報在事變紀念日(12月12日)前夕，特獨家披露張學良1986年與本家晚輩的一次談話。本文錄音由張友坤先生整理，南方週末發表時刪除了部份重複內容，標題是編者加的。
張學良這次自述，或因面對自家晚輩，道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歷史信息，相信能增加讀者對張學良乃至中國歷史的體認。
張學良說：要不是“文革”，台灣早就被大陸拿回去了
我現在還要跟你們講一段我信上帝的事。我說是一種經驗，是一種體會。就說現在的台灣吧，你看看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共產黨早就應該把台灣拿去的，正是劉少奇、周恩來搞得成功的時候，台灣是站不住的。那時候，台灣是站不住的，台灣不行啊。可是，共產黨搞那個“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你知道嗎，這正好給台灣一個喘氣的機會。因為他們搞“文化大革命”，把機會耽誤了。美國本來是想拉住中國大陸的，但在“文革”中，劉少奇、周恩來被罵為走資派。那時候若不是那樣，台灣就沒有了，早就被大陸拿回去了。這是上帝給台灣的機會。
他們為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呢？把劉少奇弄死了，周恩來也倒霉了。把劉少奇他們這一派搞下去，把中國大陸搞得那麼糟糕，這是為甚麼？今天，他們也能夠承認搞錯了，改正過來了。給中國三十年、四十年，只要好好幹，大陸是會成功的。現在，大陸收復台灣就很難了。
那時候，我們都憂心忡忡，為甚麼？我不是憂心我自己，是憂心台灣的局面。
甚麼局面？蔣老先生在的時候，他下面有兩個人可能接班，就是陳誠和蔣經國。陳誠野心勃勃，想當總統，著急的時候，甚至要老總統把位子讓給他，說老蔣先生年紀大了，應該把位子交出來。那時候，蔣經國對我說，並要我不說出去，說：如果有一天老總統不在了，他準備去美國。
唉，誰能辦得到，這個事不是某個人所能做得到的，是上帝的意思。你想一想，這時候，恰好陳誠病了，死了。這一死，情況就不同了。
若老總統突然一死，陳誠出來接班，非亂不可。後來，陳誠死了，選出嚴家淦。嚴家淦這個人很豪爽、很穩。嚴家淦當行政院長，經國當行政院副院長，嚴當副總統，他當行政院長。最有意思的還是上帝的安排。陳誠一死，老總統病了好幾年，他病了好幾年，就等於在教蔣經國，告訴他怎樣治國，結果，蔣經國就把黨、政、軍都學會管理了。你明白嗎，上帝給了他這幾年機會，練了幾年功夫。如果蔣先生突然死了，這個局面就不好維持。老總統讓經國先當了國防部長，再當行政院長，當經濟委員會主任。他這樣做，一直到死，都教得差不多了，他才故去。所以我說這是上帝安排的。如果陳誠還在，那可怎麼辦？
後來的這十幾年，蔣經國干了好多好事，為甚麼？因為老先生的那些短處，他都看見了，都把它改正了。他對台灣那些事，確實有辦法。把軍權統一了，誰能統一軍隊，就像我當年那樣，把軍隊的事弄得很好，可喜啊。這同樣是上帝的意思。他那幾個大將，最重要的是孫運璇。這個人了不起。趙……(此處聽不清楚)死了，他也了不起。你自個兒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那不行。我給你說，千算萬算不如上帝一算。你就說陳誠吧，有多少算啊？就說大陸上的事吧，江青有多少算呀，也不行啊。
開場白
我今天講的都是基督徒的歷史觀。你大媽(指趙一荻)老說我是“三教九流”，說我“背著基督進孔廟”，我一說話就常常說出儒家的思想。我也會說出佛家的。
京戲《趙氏孤兒》中的老程嬰一開唱就說：千頭萬緒湧上心頭。我今天給你們談話，也是千頭萬緒湧上心頭。我今天要講歷史，我先問你們，甚麼是歷史？(答：歷史就是過去的事。)
今天我是給你們兩個上課：甚麼人有甚麼人的歷史觀。共產黨的歷史觀，說造成歷史的是無產階級的行動。中國老的傳統歷史觀，說中國是皇帝老爺的家，中國人現在腦子裡，還有皇帝家譜的思想。
我們基督徒的歷史觀不是這樣。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講的都是基督徒的歷史觀。看起來基督教好像很簡單，其實不然。我們說基督教是一種經驗，是一種體會。基督教是我們的經驗與體會。比如我個人，我相信基督教，講的就是我對基督教的體會。我跟你們講歷史，給你們講你們要問的事，我都是根據事實講的。
無論你做甚麼事，你一定得有一個中心思想，沒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產黨，共產黨為甚麼能夠勝利？為甚麼能夠成功？因為他們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就是他們的歷史觀。我們中國的傳統歷史觀，大多數都是儒家思想。
我現在的講話，可以說，有一大部份是與儒家有關，因為我從小就念儒家的書。所以你大媽老說我是三教九流，說我“背著基督進孔廟”，我一說話就常常說出儒家的思想。我也會說出佛家的，因為我研究過佛教，以後我慢慢給你們講佛家的事。我對佛教有相當的研究，我與信佛教的人一塊說，他們甚至沒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願你大媽來，她一說，就說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說她：“你不要那麼講！”今天我開始就跟你們講戲，如果她來就會說“你一講就是唱戲的”，一下子把我的話打斷了。
出生時的異相和窮困
我一下生(方言：出生，時為1901年6月3日───編者注)，就有很多怪事。你們看，我的腦蓋上有道縫，你們摸出來了嗎？(錄音有停頓)我的腦蓋有道縫，你們摸出來了嗎？(答：摸出來了，摸出來了。這，這，摸出來了，這裡是有道縫。)
本來人的腦蓋骨有許多縫，不過你們的都長好了，我的沒長好。保羅在聖經上說過一段話，人沒出娘胎，上帝就造就了我。我可以這樣說，我的下生啊，是我媽媽在大車上把我下生的。大車，懂不懂啊？(答：是木板車吧！)我們東北有三個馬、五個馬、六個馬拉的大車。我媽正在逃難哪，她把我生在大馬車上了。所以我是在光當光當行進中的車上下生的小孩，因此腦蓋骨長不好。我說這些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母親在逃難中生完我，就病了，她沒有奶水，我就沒有奶吃。那我怎麼活呢，所以我過去的身體很不好。曾經有個大夫說我身體很不好，很糟糕。我說，你大概說對了。我是靠喝高粱米湯活下來的，不是你們今天喝的白米湯。後來稍大一點，就由大人把煮熟的高粱米嚼碎餵我吃。我就是這麼活下來的。那時我們家不是有錢人家，窮得了不得。我慢慢把這個窮給你們說情楚。當時給我僱了一個奶媽，後來我長大了，也一直養著她。奶媽是花了一塊銀圓僱的，(來的時候)都40多歲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嗎？(張學良笑)
我的真名字你們大概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揀來的，叫“雙喜”，就是“雙喜”煙那個“雙喜”。為甚麼叫雙喜？因為你爺爺(即張作霖)在八角台出去打仗，打了一個勝仗，你爺爺是從那裏發起來的，第一次打了勝仗，家裏又生了一個兒子，可謂雙喜臨門，所以給我起名叫雙喜。我到五六歲的時候，說話還是說不清楚的。到現在也說不大清楚，因為我舌頭短，不好使。小時候人家都說我不會說話了，說不好了。因為我小時候太苦了、身體太壞了。
現在說家裏的事，再倒回去說。
你爺爺因打死人逃走了，逃到朝鮮去，過了鴨綠江，在朝鮮當兵。他當兵去了，把你奶奶(指張學良母親)扔在家裏。本來我外公家多少富一點，是個小地主，但我母親也不回娘家，結果我們沒有飯吃，沒有床睡啊。奉天(今瀋陽)都是睡土炕，我們的炕上沒有炕席，就在泥巴上睡覺啊。我母親給我看她的腳，腳後跟都結了子。你知道這是怎麼來的，是在泥巴上睡覺睡出來的。那時我母親沒有飯吃啊，幾天都吃不上飯，(於是)我舅媽就從她們家偷一點米給我們吃。所以，我爸爸後來老提醒我：你可不能對你舅媽不好。我不喜歡我舅媽，(但)我舅媽死後，我舅媽的一家，都是我養著的。因為我爸爸經常說：沒有你舅媽就沒有你！
愛國狂得張伯苓一言之力
我那時十六七歲，第一次出去聽演講，要是與張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幹起來不可。
接著我再給你們講講我大一點的事，就是唸書。
那時我們東北，也就是東三省，叫日本欺侮得夠嗆。我十五六歲時，思想開始有了一些變化。我們那時候青年都愛國，我從小就是一個愛國狂啊。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21條，是一個亡國條約。因此我心裏很不舒服。為甚麼不舒服？因為東三省要完蛋了，我們全中國要被小日本吞去了，我心裏怎麼能舒服呢？
那時候我身體很不好，有病還吐血了。你爺爺有個醫務處長，他是個基督徒，是在奉天的一個英國人。他是從醫院出來的，他跟我很好。他勸我說：你不要灰心，可以出去散散心。可我覺得中國弄成這個樣子，作為一個中國人活著還有甚麼意思？他說：我可以給你一張票，去聽聽演講。
那時我還不懂這些玩藝兒，沒這個時髦(指聽演講)。當時奉天有個基督教青年會，張伯苓(曾任南開大學校長)到那裏演講(時在1916年────編者注)。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將來的希望有我》。這就打動了我的心。“中國將來的希望是甚麼？”我正為這一問題彷徨呢，我想去聽聽。
我那時十六七歲，第一次出去聽演講，要是與張伯苓熟悉，我非跟他幹起來不可。年輕時我沖得很。他開場說：“簡單地說，中國將來的希望有我。”我心想：哈哈！有你，你算甚麼東西？有你又怎麼樣？有你中國就不會亡？哈哈！當時我真想站起來問他：有你？你算甚麼東西？
他就慢慢地講起來，說：人哪，一定不要灰心，你應該自己站起來說：“中國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應該負責中國的事。”他說：“大家都說中國有我，中國就有辦法了。”哎，我一聽，他是個好樣的，說的話很有道理，首先是他給我以希望。從此，我跟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有了來往。
我就是從這時開始醒悟過來的。
愛人狂卻學軍殺人
我就跟你爺爺說：“這樣吧，如果人家都幹不了的事，那我也幹不了，這也不算丟人；如果人家都幹得了，而我幹不了，那是我的事。”
本來我想學醫，治病救人，以洗東亞病夫之辱。我是愛國狂，也是愛人狂。那時，奉天有個南滿醫學校，我對它是很熟很熟的，想去學醫，你爺爺不支持，可是怪得很，他反對，也不說不讓我去。你爺爺不讓我去，我也沒辦法去呀。
當時我念英文，也想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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