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难道也要过江泽民的“三讲关”?
 
布鲁斯-格而利
 
2001年1月22日发表
 
【人民报讯】将在1月25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杂志上刊登布鲁斯-格而利的分析文章,评北京加强对香港的遏制,文章说,香港公务员头号人物陈方安生的突然的辞职可能鼓励平民百姓对民主的呼声更高涨,但同时在香港这块领地上北京当局将有更多的干预。

“领导干部必须讲政治”,中共头子江泽民过去5年中始终强调这句话,换言之,不听话者走人。1月12日,随着深得民心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突然辞职,这条强硬的命令最终到达香港。

陈几年来在从香港形象到选举等一系列事情上,一直静静但有力地反对北京方面选定的特首董建华。对12日的突然辞职,她说是因为个人原因。可是她对于继任者的忠告却透露出这位女性是终于从一个越来越倾向于“忠于特首压倒一切”的政权中被排挤出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董离开房间后,陈说:“对我的继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对他们自己要忠诚。”“他们应该以身作则,维护公务员的传统和价值。”

当然,“听话”是大多数政治系统里共同的规则。但是,香港需要例外。对中国的政治的抵制是使这块领地保持公正和自由的唯一可能。而这种公正和自由正是香港得以繁荣兴旺的基础。否则香港将在泛滥中国大陆的腐败政治中被淹没。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最高官员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廉政原则,其中包括听取批评意见和民众需求。

陈将在3月底卸任。她的离任在香港的政治文化中将是头等大事。她一个人代表了抵制大陆式政治的最后希望。随她而去的是香港拒绝对北京唯命是从的最后一道防线。南Queensland大学的唐纳德-麦克米兰说,“陈方安生所代表的香港式的自由现在濒临灭绝。”将来的政治文化将更依从北京政府和首席行政官的愿望,被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关系所左右。

香港的变化

如果是这样,香港的生活会发生显著变化。首当其冲要倒霉的是最让北京头痛的公共集会和抗议。据说陈因为支持在中国被禁的法轮功团体的权益,批准他们租用政府场地举行集会而惹怒了董特首。陈的请辞报告是在法轮功集会前一天递交的。另外, 她在香港是无限期拖延反颠覆法律通过的最有力的人物。去年十月,一群抗议者在公共场合烧毁江泽民的照片。之后,北京方面高压要求反颠覆法的通过。根据这项法律,北京可以把一切它认为有颠覆性的活动列为非法。

陈对于商务方面的影响也举足轻重。当北京警告香港商人不要和有台独倾向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的支持者们作生意时,陈为捍卫香港开放的商务环境仗义直言。在公众眼里,香港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只支持亲北京的实业而对其它商人不理不问。对此, 陈曾私下里表示忧虑。她走后,一切将是大陆风格的“正常商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辞职带来的唯一好处,是引发平民百姓对真正的民主的呼声。

香港半民主的立法会──其成员中由公共选举产生者不足一半──正是得力于政务司,才将大众意愿反映到政府工作中。政务司一向以开诚布公,对各政党不偏不袒而著称。如果政务司变成成天围着特首转,听不进不同意见,将彻底封杀民意,促使社会各界对真正的民主的呼声。

香港内阁中法律方面代表Margaret Ng在陈辞职后在一家香港报纸上说,董建华经常对立法会不理不睬,而陈则以身作则,尽其所能沟通立法会和高级官员。

董搁置了社区对于2007年以后如何对特首和立法会进行公开选举的对话。这一点让人担心董和北京想拖延这个话题,造成一种既成事实的状态。

陈最近告诉助理,她认为北京方面是想保持香港在殖民地期间法制但是不民主的系统不变,作为大陆的样板。在她请求辞职前一周,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学者潘围到香港盛赞殖民时期政府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模式。

但是陈在这一点充份反映出她对香港新需求和新期望的体察。她反对维持旧的系统,尽管她从1962到1997香港交接时一直在旧体系中任职。

当被问到民主改革一事时,陈对记者说,“我很希望为公众有机会讨论此事。”在几个月前一次以不公开为前提的会谈中,她表达了在此事上和董相左。
转自 大纪元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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