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
 

高行健:我與宗教的因緣

【人民報訊】我對宗教有特別的情懷。慧能啟發我:什麼都可放下。

坐著說可能比較自在一點。都是機緣。本以為自己是無神論者,現在越來越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對宗教,我有特別的情懷,真不明白(共產黨的)革命為什麼一直要將它掃蕩。

佛堂凈地能讓人清靜,是個好去處。但上個世紀以來,革命鬧得人心惶惶,我對革命和暴力有強烈骶觸,而宗教恰恰也反對暴力。不管持何種宗教信仰,和平與平和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而宗教恰恰也在維護和創造這樣的條件,不管是在教堂裡或寺廟裡,都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當年,我沿長江走了八省,名山都跑遍了,前後跑了三次,為的就是要尋找這樣一個紛繁人世之外的世界去談佛;我也到過道家的地方,談身外之事。

那是文革結束之後不久,我第一次到四川,在山中一個很古老的寺廟裡,碰到一位老禪師。在廟裡,我看到白鶴的雕塑,馬上有一種和平的感覺。我與老禪師談到近黃昏,當時很想住下來,但他們總提防我,政府也反對從事宗教活動。當時,我就呼籲過恢復寺廟活動。

在雁蕩山一個叫「洞天」的道觀,我遇到一個老道士,與他住了一宿,得了啟悟。回北京後,我找了宗教局。他們告訴我,當時大陸道教徒不到一千人;我說,熊貓也有兩千只,還動用不少資源重點保護,可是道教僅剩下一千人了,當時最年輕的也該六十多歲了,懂得經文的,最少得有八十歲。

我要他們趕緊呼籲,保護這麼一個清凈之地。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對宗教應該是有一種傾心吧!那時起,我閱讀佛經,如金剛經等。我有個特殊版本借書證,因我當時是中國作協會員,可以去看存在北寧寺圖書館的稀有藏書。有些絕版書,不能借走,我就在那裏看,通常都從下午一直呆到圖書館關門。

人們老說道教對我的影響,實際上佛家對我影響很深,我對禪宗尤其傾心。佛教對我創作的影響可在《靈山》裡看到,我在書裡寫到天臺山國光寺,那是隋代寺廟。黃昏之際,我闖進佛門,堅持要留下,但住持懷疑我留下要幹什麼,看了我的作家證後,勉強允許,卻把我關在後院裡。清晨三點,鐘聲乍起,我醒過來,起床後很久才找到門;循著鐘聲,找到大殿,看到廟裡有好多房間。大殿裡,有將近一百個僧人,有的打鐘,有的敲木魚,一片和諧,天空奇藍,給人一種美感,當時就想寫戲,但沒寫。

後來我細讀禪宗,包括各種版本的研究,最後發現收藏在巴黎圖書館的敦煌版,寫了個叫《八月雪》的戲,準備在臺北上演,寫的是六祖慧能開悟到創立禪宗的過程及禪宗後來的轉變。

其實,我不想也不敢在這個佛堂裡宣講佛法,因資歷太淺。寫六祖慧能,也只是想寫一下,不可有其他妄念。六祖慧能啟發我:什麼都可放下,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高行健十二月九日上午在斯德哥爾摩市郊佛光山即興演講,王健民記錄,未經高行健審閱,摘於亞洲周刊第51期,2000年12月24日)
轉自 大紀元
(http://renminbao.com)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0/12/21/8463b.html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