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位志願教我日文的女老師同感中國日本可以兄弟關係相比。我根據中日“教與學”關係的變化而言：“中國過去是哥哥，日本是弟弟；現在相反。”這位老師卻說：“我認為中國一直是哥哥。中國很成熟，是『成年人』；而日本並不成熟，像個孩子。”她在日本肯定是個“少數派”，但見解獨到，引人深思。有如家中，“哥哥”可能不如“弟弟”個高，但“哥哥”畢竟有哥哥的成熟、魅力和心胸。

崇尚中國三位古人

出於虛心好學、崇尚權威的民族性格，日本人對中華五千年文明深懷敬意。孔子可能是迄今為止最有名、最有影響、最受尊敬的中國人了。但與我們將儒家之說稱“儒學”首先當作學問來研究不同，不少日本人持一些西洋人的觀點，認為它首先是宗教並且只稱其為“儒教”。我認識的一位學者即如此，我與他辯論，互不相讓。再一位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古代名人大概要屬楊貴妃了，也許因她是中日交流盛世的唐朝人，也許因為她的美，日本人對她總是津津樂道。日本人對秦始皇的暴政和豐功偉業、對成吉思汗作為“中國的代表”兩次犯日不成的歷史亦念念不忘。中國在日本最有名的小說無疑是《三國演義》，日本人搞不清也不介意史書與演義的關係，一直稱其《三國誌》；人們最喜愛的主人翁是諸葛亮（孔明），我的幾位朋友為此取名“亮”、“亮子”。日本人雖絕對尊從“一把手”，卻對“二把手”情有獨鍾：機智多謀，卻不爭權，扶佐正頭，成就大業，鞠躬盡瘁，肝膽相照。同樣理由，日本人對當代的周恩來最有感情最懷敬意最少爭議。“三國”中的關羽因其忠義、又因華僑在橫濱、神戶、長崎“中華街”建了三座“關帝廟”，名聲大於在中國。日本關於“三國”的電視劇、遊戲、漫畫書不斷推陳出新。他們對三國人物在智慧品德、武藝戰術、統領全局三方面打分，諸葛亮的智慧品德獲得絕無僅有的滿分——百分，曹操獲“三項全能”最高分。此外《西遊記》及書中孫悟空亦被日本人喜愛，而“中國古典第一名著”《紅樓夢》卻受冷落。在“旅遊大國”日本，熱衷出訪的國度因人而異，但訪華的熱點多在“絲綢之路”和“古都長安”。

自明治維新特別是甲午戰爭，中國在日本人眼裡一落千丈，千年威風蕩然無存。由於中國國力的衰敗，日本人關於中國的話題也變得“負面”了。當年在“滿州國”，日本人是頭等公民、殖民地的朝鮮人當二等公民，半殖民地的中國人只能當三等公民，分發緊缺物資也按十成、八成、六成的標準。至今有的老頭老太太稱中國時仍習慣用當年帶有輕蔑意味的“支那”。日本人多迴避“敗戰”而使用“終戰”一詞。一位青年和尚告訴我：“日本是不想打了，我們沒有敗！我們如果想打，會戰鬥到剩下最後一個日本人。”一些他們日本人不願分析戰敗原因，他們認為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以及蘇聯紅軍的參戰使得日本“不想打了”，中國人沒有甚麼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在他們“終戰”危難時的大度仁慈卻刻骨銘心。蔣介石提出“以德報怨”，對國家放棄戰爭賠款，對士兵創造條件使之儘快回國與家人團聚，對戰俘的政策在戰勝國中最寬大，只處決了少數最高決策者或民憤極大者。共產黨對從蘇軍接收的千餘名戰犯“生活上從優、人格上不虐待”，教育改造，變敵為友。他們回日本後立即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我見到的事務局長高橋哲郎現已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待中國有如故鄉般的親切，並贈我由他們編寫的《我們在中國幹了些甚麼——原日本戰犯改造回憶錄》。與對中國的感恩相比，日本人對戰敗時搶走他們財產、並將日軍戰俘當勞力使用的民族，是耿耿於懷，結下疙瘩了。

對當今中國的看法

一位曾受周恩來總理關照、為日中友好奮鬥一生的老大娘多次向我歎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令我們難忘！那時的中國人那麼純樸、那麼真誠、那麼高尚！我們訪問團的一個成員在旅館房間裡忘記的一塊手絹，中方競從瀋陽追到北京，送還給我們。”但她對現在中國出現的一些社會現象深感不滿，她說：“再去訪華，外出不安全，服務人員沒好臉色，到處亂收費沒章法。同團有人不理解，而我是看了心疼呀，有一次忍不住，我背過臉淚流不止。”

在去年對全日本３０００名有權者（有效回答率７５％）的抽樣調查中，提出有名的中國人，第１位是毛澤東、第２位是鄧小平、第３位周恩來、第４位江澤民。對於毛澤東，無論褒貶如何，沒有人可以否認他作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對自己同時代及後代、對於中國以及世界的影響力。

由於日本人原本獨善其身、不愛發表意見，加之在戰爭問題上有短，就更不對中國內政發表看法了。但與世界各國一樣，對“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意見的，對當今中國的“後門”、拜金主義、貪污腐敗，非常反感。

日本曾出版《中國旅遊指南》，編者告誡日本遊客，中國（人）有如下不同：“１、缺乏公共道德，如隨地綠扔東西、買票購物不排隊加塞兒；２、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規則；３、服務態度差、上班聊天，……”我剛讀時覺得很刺眼、心潮不平，但理智地思考之後，便感到每一個“願意照鏡子”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它。

比起談論國家大事、意識形態，日本人更喜歡輕鬆、愉快、通俗、簡單的話題。比如：天氣變化啦，風味料理啦，京劇太極啦，通俗歌手啦，由於文化傳播需要時間，當中國早已進入“氣功熱”的時代，日本的“太極拳運動”正方興未艾；當中國已經唱《大海啊，故鄉》時，日本人還在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日本人對中國的一些事物、一些看法、甚或事物名稱愛“想當然”。比如曾流行中國的“中山服（裝）”，日本人堅信它應該叫“人民服”，恐怕因為“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全體人民都穿的緣故吧。一位日中友協幹部請我幫他看看他用中文寫的在訪問西安宴會上的致詞，他的中文很好，可有一句讓我忍俊不禁：“西安自古以來是我們日中友好的據點。”我忙說：“大爺，『據點』這詞最好不用，中國人最害怕『鬼子從據點進村了』。”還有每當我們揶揄“日本男人到處小便”時，日本人總愛笑著反擊：“看看你們的『你好廁所』吧！”問起緣由，對方稱，日本公廁絕對是“單間封閉式”的，而中國很多公廁，幾米長的糞溝只用一些木板將人隔開，有的是單坑但不隔板，十來個人可蹲著互致“你好”或聊天。

最關心中國對日本的影響

其實日本政府也好國民也好，對別的都在其次，最最關心擔心的還是中國的發展對他們國家有甚麼影響和要採取甚麼新的行動。比如鄧小平的去世、政府首腦的換屆是否會引起中國政府政策的改變或社會動盪從而導致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受損，香港回歸後是否會有政策不利於日本的經濟浸透等等。日本人因殖民統治台灣５０年，對台灣有一種特殊“深厚的感情”，一些人向我表露，“我們愛台灣，台灣人也愛日本”；海峽兩岸關係一有緊張，日本報刊電視就作特別報導，我曾對不斷問我海峽關係緊張怎麼辦的日本友人們開玩笑地說：“你們對台灣比我還關心呢！”對香港也如是，日本一家大報記者在香港回歸前夕採訪我，儘管我一再表示“對此不僅大陸人民由衷高興，香港人民和世界各地華人多抱歡迎態度。香港回歸後政策不會變，我持樂觀態度”，可是那位記者怎麼也不理解（或不相信）我的話，自始至終深表憂慮。不出所料，我不合日本口味的感想沒能見報，但高興的是，當天的電視、報紙色彩明快，既報導了有人抗議、不滿，也報導了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喜慶祥和。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是中日恢復邦交的最低谷。我所在大學的日本學生在校園內樹起“要求法國、中國停止核實驗”的大型標語牌，有時在車站被日本志願者截住要求籤字。有的朋友說，“我們由於過去的事（即侵華），運動矛頭主要指向法國，其次才是中國。”儘管我一再解釋中國的一貫原則，但他們很難聽進去，有的表示“請不要刺傷我們的感情”。再有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的歸屬問題，日本各大黨派、日本國民與政府表現出了少有的“共識”，不止一位日本導師告訴學生們“當然屬於日本”。以上磨擦加上民間戰爭索賠案的提出等各種問題，雖明言“中國威脅論”者極少，但對中國持友好態度者減少。

在１９９７年接受《朝日新聞》統計調查的人中，除一半人棄權外，喜愛中國與討厭中國之比為６：４（同期中國國民喜愛與討厭日本之比約為２：８）；去年危齲說牡查結果大致相同。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傳統（２３％）、發展（１７％）、統（一控）制（１７％）、友好（１２％），當然也有少數人認為中國特點是改革、民主、侵略和停滯。

談到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根據日本暢銷書《偏見的構造——日本人的人種觀》（１９６７年發行，１９９４年第３８次發行）的統計，中國人被形容為“做事慢慢來”、“疏忽不細心”、“迷信”、“狡猾”、“保守”的民族。日本將世界有影響或與日本關係密切的１５個民族（國家）排隊，中華民族被排在第９位。日本人最喜歡的民族依次為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美利堅、或因其“禮貌、保守、冷靜、講道德”、或因其“富藝術氣息、感情豐富”、或因其“科學理性、愛認死理”、或因其“有行動力、不斷的進步”。

談到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有人認為幾千年來中國內部一直重視血緣關係、地緣（老鄉）關係、秘密宗教結社等橫向關係”，這是形成中國“關係學”、“關係網”、不重法、難執法的根本原因。而中國對外則一直表現一種“中華思想”。此詞由日本人使用，主要不是指中國古代思想的豐富、思辨，而是指中國慣於居功自傲、以中華為中心、鄙視周圍弱小民族的優越感。使多少日本人“氣不公”的是，這一百年日本在經濟上已大大超過中國，可中國從來沒有對日本真正服氣過。

日本政府和國民都希望與中國建立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

對如何作出具體努力，民間抽樣調查表明，日方認為首先要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２２％）、其次要處理好戰爭及過去遺留下的問題（１６％）、第３位是加強經濟交流（１５％）；此外，要加強留學及各種交流和取締非法出入境問題。

人與人、國與國的交流、理解是困難的，但只要心誠、心寬，是可以作到的。

原載《華聲月報》六月號(http://renminbao.com)